第一篇　经济管理篇

成功者大多是半桶水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商场上创业的成功者往往都不是内行，而大多都是被称为“二百五”的半桶水。你可以说这种现象有其偶然性，但我喜欢从偶然中找到其必然性。

人说商场凶险，隔行如隔山，一无所知的外行自然不敢贸然闯入，同样那些深知底细的内行和专家也不敢贸然跳进水中。只有那些略知一二的半桶水不知深浅，他们勇敢地跳进河里，这才发现自己的冒失。于是情急之中，他们一面在旋涡丛生、暗流湍急的水中挣扎；一面向岸上观望的内行和专家大声呼救。

那些内行专家虽然不敢亲自冒创业之风险，但是如果有人承担风险，他们还是愿意出手相助的。于是在专家们的帮助指导下，有一部分“二百五”终于得以渡过创业险境，安全抵达彼岸，戴上成功者的桂冠。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有幸见到的创业成功者仅仅是这些“二百五”英雄中的十之一二，而十之八九的勇敢者则被湍流吞没了。他们的故事大多葬身鱼腹、鲜为人知。

（2000年）

肩膀和脑袋间的对话

学历较低的老板雇用了学历较高的总经理，这是常有的事情。有一次我就落到了这一局面中。老板常常会不自觉地在我面前露出得意之情：别看你的学历比我高，可还不是要给我打工？这种心态可以解释为优越感和自卑感的混合物，我能切实感觉到。

有一次我终于把这无声的对话给打破了，我对老板说：“董事长，这个企业的生存靠咱们两人的贡献，我有学历和能力，出的是脑袋，你是企业的法人，出的是肩膀。你可以使用我的脑袋，但是脑袋毕竟长在肩膀上。企业的责任需要你用肩膀抗着，职工欠薪，雇员最终会找你算账；公司欠债，银行会找你讨债；企业诉讼，上法庭的是你，败诉了坐牢赔款还是你。我的脑袋比你聪明，所以我可以做到总经理，但是我的肩膀抗不住上述压力，所以我当不了董事长。”老板笑了，从此心态坦然。

（2000年）

鞋子推销员故事新编

有这样一个故事：甲乙两家制鞋公司的推销员到一个荒岛上推销产品，第二天同时给自己的企业发回了电报。甲的电报是“太好了，这个岛上的人没鞋穿，市场巨大，我将留下”。乙的电报说：“糟透了，这个岛上的人不穿鞋，没有市场，我即刻返回。”

本来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它无疑是褒扬了甲推销员的开拓精神，批评了乙推销员的消极态度。可是后来我给这个故事加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续编：

一年之后，由于甲推销员的艰苦努力，该岛上的居民终于转变了不穿鞋的习惯，有一半居民穿上了甲公司的鞋。这时候乙推销员夹着乙公司的鞋回来了，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另外一半市场。

到此故事还没有结束，继续演绎下去的结局也许更出人意料。由于甲公司在开拓市场阶段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乙公司，因此甲公司鞋的价格比乙公司的鞋要贵一些，市场份额在乙公司的攻势面前逐步萎缩，直至完全退出。最后，乙公司的鞋占领了全部市场。

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场市场竞争若以投入产出比的尺度来衡量，谁是最后的赢家不言而喻。在现实社会中，甲公司已实属幸运，大部分开拓市场的先驱都未能有幸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而纯粹成为后来居上者的铺路石。

记得在北大读书时填写调查问卷，我在“你最敬佩的人是谁”一栏中填上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时候我20多岁，正是充满理想和血气方刚的年龄。可是过了40岁之后，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会有不同的回答了。敬佩=尊敬+佩服。也许我仍旧会尊敬甲推销员那种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敢者，但是我不再佩服他们了，我更佩服那些充满智慧的成功者。

（2000年）

象棋原则与围棋原则

我喜欢下象棋，从棋盘中你可以悟出很多社会上的道理。

两个棋手对弈，双方的资源是相等的，你有车马炮，我也有车马炮，可是凭什么有赢有输呢？赢者赢在哪里？赢在两点上：一是时间上资源调配顺序的优化，二是空间上资源布局的优化。对弈双方所有的棋子都是可以挪动的，但是先走哪一步，后走哪一步，先动车马，还是先挪卒炮，后果大相径庭。棋子挪动的顺序，决定了棋子的布局，而棋子有利的布局，决定了棋局的胜负。

商场如棋局，道理亦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的不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是什么事情必要、什么事情不必要，而是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东西次要。也许从理论上讲，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做的，正如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可以挪动，但是做事的顺序决定成败。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即使做了正当的事情，也同样不可饶恕。棋盘上可以悔棋，可是商场上不能悔步。

正确的发展战略不仅仅意味着方向和目标的正确，同时也意味着操作程序的正确。严格来说，就是应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去做恰当的事情。

我还经常下围棋。我发现象棋和围棋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则，甚至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象棋的原则是阶级斗争的原则：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围棋的原则是市场竞争原则：你活我也活，活多还是活少。

把象棋原则运用到商场上就是垄断，一定要消灭竞争对手，独霸天下。不过这种原则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行不通了，看来围棋原则比较适合多元化的市场竞争，大家都有生存的权力，竞争的结果只是看谁占的地盘更大一些。所以抱着下围棋的心态进行商战，心态会平和得多。

（2000年）

在失败者中挖掘人才

常听到一些企业家叹息：人才难得。我看他们是守着金矿哭穷。这些求贤若渴的企业家陷入了一个常识性的误区，就是只把成功者视为人才。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众多的失败者中间，存在着一个更为巨大的人才宝库。

MBA教科书上有一个经典的故事：某公司部门副经理在一次交易中因失误让公司损失了100万元，在董事会上，董事长提议对他罚薪一个月，同时提升他补缺该部门经理。一个董事提出异议：“给公司造成这样损失的人应该辞退，怎么还能够提升他呢？”董事长道：“我们刚刚为他交了100万元的学费，辞退岂不是浪费他了吗？”

中国帝王术中有句成语：使功不如使过。说白了就是罪臣比功臣好用。成功者心高、气傲、价格高，事实上他们是很难相处合作的。而处于逆境中的失败者刚好相反，他们期望低、姿态低、条件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力低。在能力相当的前提下，使用失败者比使用成功者具有许多优越性。

1.失败者人才资源丰富。成功者在人群中的比例本来就少，物以稀为贵，再加上他们每人身后都跟着一群三顾茅庐的伯乐，当然显得人才难得。相反，被人忽略的失败者队伍要庞大得多，即使精选细筛，其人才资源也远比成功者丰富。只要你用心，不难在他们中间发现典刀的杨志、卖马的秦琼、误入陷阱的虎、掉进鸡群的鹰。

2.失败者再败的概率小。成功者更容易栽跟头，因为走惯上坡路的人往往容易忽视困难、藐视凶险；而走过麦城的失败者则会谨慎得多，一个聪明人很难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

3.失败者发奋的动力强。成功者可以吃老本证明自己的价值，无须继续努力；而失败者必须用新的成功来恢复自己的价值，因此必须付出比前者更多的努力，甚至不得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4.失败者的激励成本低。要想激励成功者再立功，将要付出一次比一次更高的封赏，当有一天达到无位可封、无禄可赏的时候，就要反目为仇了。而失败者只要予以滴水之恩，便会涌泉相报。股市炒股的原则是“逢高减磅，逢低补仓”。猎取人才的道理与股市相同，在一个人事业的低谷吸纳他，要比在其事业顶峰时吸纳他合算得多。

不过，在失败者的队伍里挑人要求伯乐具有更高的水平：第一，是要从鸡群中识别出落毛的凤凰，这并非易事，一旦看走了眼，可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第二，是要判断一个人的下坡路是否真正走到了底，万一挑了个下坡路还没有走到底的人才，那可就祈福惹上灾了。这种逆境未了的人，哪怕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也是绝不能用的，这时候他们的脚还没有踩到地面，其眼高手低的心态会给你的企业带来无端的厄运。这种人只有走到人生的低谷，心态端平了，脚踏实地了，才能接受他们。

人们常说，患难之交可遇不可求，可是“交之患难”却既可遇也可求。为那些走出麦城的末路英雄提供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会终生报答你的知遇之恩。

（2000年）

炒股要牢记两个原则

有人问我炒股的诀窍，我说只要牢记两个原则，便可立于不败之地。这两个原则是：群众一定是错的，政府一定是对的。

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原理：机会不可均沾。它说的是机会永远属于少数人，大多数人总是错的，所以绝不能跟着群众走。比如，大家都在看游行，谁踮起了脚尖，谁就占了高度上的优势，占了便宜。可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踮起脚尖，大家得到的只是疲劳，这时候聪明的做法是蹲下休息，等大家都站累了你再踮起脚尖，仍旧具有相对高度。当北京的老百姓都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你砸锅卖铁也要买辆小汽车，以便跑在群众前面，可是当北京几乎所有老百姓都开上汽车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买辆自行车吧，仍旧能跑到群众前面。一个农民丰收了，他会发财，可是所有农民都丰收了，所有农民都会破产。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这么不合情理。政治家整天都在号召大家共同致富，可是经济学不承认共同致富。

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在证券交易所门外看自行车的老太太，看着大厅里热火朝天的心里痒痒，也想炒一把股票。可她什么也不懂，就问一个里边出来取车的股民该如何操作。那人告诉她，选1号龙头股，然后数自行车，在门口自行车最少的时候买进，在门口自行车最多的时候卖出，保证发财。于是那个老太太严格按照这个原则开始了她的炒股生涯，5年之后果然成了百万富婆。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机会不可均沾的道理。与其说股市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不如说是少数鱼吃多数鱼，股市中的赢家，一定是逆群众而动者。正如巴菲特所言：在别人都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都贪婪的时候恐惧。

政府一定是对的，所以决不能和政府的意图对着干。政府认为股市需要冷却，你最好赶紧撤退；政府认为股市需要加温，你就得迅速跟进。即便你不理解政府的政策，但是你理解要行动，不理解也要行动，在行动中加深理解。否则行动晚了，吃亏的不是它是你。

政府总是对的，这是千百万股民用血汗钱换来的经验教训。

（2000年）

股市上以万变应不变

股市千变万化，有人以万变应不变，有人以不变应万变。前者是与股市赌战术，后者是与股市赌战略。在股市上百战不殆的世界股王巴菲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大师，他从不听股评家的聒噪，一心盯着企业的效益和股票的市盈率。显然，他与股市赌的是价值规律。

在美国时我常去赌城玩。有一次，我在电脑上安装了一套21点赌博游戏软件，通过这个游戏软件，我摸索到了一个每赌必赢的方法，称为“输翻倍”战略。这个战略说起来非常简单。首先设定一个小额赌注，例如5元，每当你赢的时候，下一次还继续下5元的注。可是只要你输了，下一次就加倍下注，5元输了下10元，10元输了下20元，20元输了下40元，依此类推……直到赢一回为止，赌注又回到5元。这个原则在赌博的过程中雷打不动，绝不改变。

这种战略每次只能赢区区5元，但是很不容易输，因为只要你坚持“输翻倍”不手软，一旦赢一回，就等于把你从前所有输的钱都赢了回来，还多赚了5元。这种赌法，你可以根本就不计较庄家（或电脑）赢的次数多还是你赢的次数多，哪怕100局中庄家赢70局你赢30局，你照样赢钱，最终你赢钱的总数，就是你净赢的总局数乘上基本赌注：30×5=150（元）。从理论上说，如果时间无限延长，而你的赌本足以无限翻番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你可以把整个赌城赢光。

当然，赌城是绝不会让你赢光。它的对策就是给你的赌注上下封顶。如果你选择的赌台以5元为赌注下限，那么上限则不能超过500元。也就是说，你的赌注从5元开始翻到320元，最多只能翻7番，再向上翻就超过500元上限了。这意味着赌家唯一输钱的风险是连输7次。电脑上模拟赌博实验的统计结果表明，连续输7次的概率不到1%。也就是说，只要你坚持这种战略，以不变应万变，就会有99%的胜算概率。

运用这一战略，我在电脑上百战百胜（电脑没有赌注上限），总共赢了电脑800多万元；和朋友博弈从未失手，曾经把5副围棋子儿全部赢光；在赌城的数十余战中，我只输过一次，即连输7次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在所有上述博弈中，我对于出牌的技巧毫不关心，而纯粹把自己当做一台电脑，预先输入上述程序，然后严格按照程序操作，雷打不动。这意味着，你与庄家赌的不是一局两局的战术，而是千局万局的战略，赌的是统计学的概率。

股市就是一个放大的赌场。对于散户股民来说，股市上赌战术不如赌战略。通过短线的技术炒作固然可以发财，但是谁能保证百战百胜？几次失手，就足以全军覆没。连索罗斯那样的股市枭雄都难逃其滑铁卢之败，何况我等小户？思前想后，不如学巴菲特，只与股市赌常识。价值规律就是经济学领域最基本的常识，相信常识的人也许不会暴富，但是绝不会破产。

（2000年）

跌倒换个地方爬起来

有很多失败的企业家相信这样一个信条：在哪里跌倒了，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其实这完全是事倍功半的愚蠢之举。

在一个旧的环境中或一个旧的领域中，你天天要面对心怀宿怨的对手和同情你的盟友，左耳闻冷言，右耳听热语，这使你的心态永远也恢复不了平衡。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就很难冷静地做出决策并理智地处理问题。有的时候，你越是急于恢复自己的价值，越容易做出蠢事。说到底，“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信条，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报复心纯粹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心理，报复者最容易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环境和领域重新开始你的事业。你在其他领域里或其他环境中重新站起来，同样可以恢复你的价值，同样可以赢回人们的尊敬。这样既利己也不损人，由于避开了与打败你的竞争者狭路相逢，你同时也就保留了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他握手言和的机会。

以上道理，不但适于商场上的失败者，同样适于所有的失败者，如政治上的失败者、婚姻上的失败者、社会关系方面的失败者，等等，情同此理。

（2000年）

专利制度的天才设计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做《一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人》。故事说一个现代社会的美国人在梦中成了一个古代社会的居民，凭借他的现代知识，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敬佩，被推举为整个王国的统治者。于是他为这个社会带来了两个礼物，一个是一部美国式的宪法，另一个就是一部专利法。于是这个古代社会在这两部法律的统治下迅速进步，在短暂的时间内跨入了现代化社会。

这个荒诞的故事非常典型地代表了美国人的世界观，认为支撑着美国繁荣的两个奠基石，一个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宪法，另一个就是他们的专利法。由此可见，美国人认为专利制度在一个社会的进步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中华民族也曾创造过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至少在700年前，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还是遥遥领先的。可是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呢？按照上述思维逻辑推断，除了政治制度的桎梏之外，最要命的是没有一个能够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

中国古代曾涌现出无数能工巧匠，但是他们的手艺后来大多都失传了，原因就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太脆弱。既然社会不提供保护机制，只能依靠家族保护机制，最传统的办法就是靠血脉相传。手中的绝活传儿不传女，成为历代中国手艺人的祖传家训，可见这种家族保护之严密已经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即使是亲生女儿也不能信任，因其终将要改姓嫁人，所以无权分享家族最核心的机密。

这种家族式的保护表面上严密，实际上十分脆弱，知识传递的可靠性竟然取决于家族的繁殖能力，倘若出现连续几代单传的情况，其知识产权就岌岌可危了，万一再碰上个战乱灾祸，家族断了脉，其祖传工艺的诀窍就只能成为今天考古学家的案头之谜了。

知识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共享性，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面临着两难问题：保护得太严，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传播，减缓了社会进步的速度；保护得不严，会挫伤技术发明人的积极性，扼杀了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专利制度的诞生让人类摆脱了这个两难的境地。这套精巧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用垄断来打破垄断。社会公众与发明人达成一项交易：社会用法律形式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发明人对知识产权的暂时垄断，前提条件是发明人必须公开全部技术诀窍为社会共享，放弃对知识产权的永久垄断。

2.用垄断来推动竞争。在社会保护垄断阶段，技术共享是有偿的，使用专利者必须付费。这个利益只能为第一个与社会共享技术诀窍的发明人独家享有，由此鼓励所有的发明人争先恐后地公布自己的技术诀窍。

天才的制度设计往往能够巧妙地利用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专利制度就是充分地利用了人类的利己性去谋取社会公利。青霉素的发明人弗莱明爵士是个普度众生的慈善家，他起初拒绝申请专利，无偿公布自己的发明让社会共享，其结果反而延迟了青霉素的普及，因为生产者觉得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投资具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他早一点申请专利，反倒能让青霉素早一点进入市场。

今天，如何利用专利制度在市场竞争上占据优势，已经成为很多跨国公司的研究课题。很多公司设立了专门负责知识产权运营的CKO（知识产权总监）职务，有的还专门制定出一整套公司专利战略。想在这样一部设计精巧的机器上跳舞，没点智慧怎么行？

（2002年）

被告举证与负向列表

在中国古人眼里，开钱庄的偷钱是窃，种庄稼的偷米是窃，而读书人偷书却不算窃。可见中国的古人是不重视知识产权的，流传至今，就造成了如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剽窃抄袭之风猖獗。

捍卫无形资产的使命显然比防范有形资产的窃贼要艰巨得多，其中最困难的是如何证明你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知识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共享性。一个绝妙的想法，如果你不告诉别人，如何证明它有价值？可是一旦你告诉了别人，又如何防止别人利用你的想法去谋取利益？更要命的是，就算别人剽窃了你的想法谋取了利益，你又如何去证明他谋取利益使用的就是你的想法？显然，令全国的打假英雄“王海们”最头痛的事情，不是捉贼拿赃，而是举证定罪。

今天形势终于出现了转机，世界贸易组织（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用一个制度性的改革解开了这道难题，将知识产权的诉讼原则由一般的原告举证改为被告举证。这一举证责任的倒转，将无罪推论变成了有罪推论，把假冒和剽窃嫌疑犯逼上了绝路。在原告举证的情况下，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拒绝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词。而被告负举证责任后，就连保持沉默的权力也没有了。一旦受到指控，被告便首先被假定有罪。若想洗清自己，要么举证自己受到冤枉，要么供出别人，证明自己也是上当受害者，除此别无出路。

另外，被告举证比原告举证要困难得多，原告举证是要证明“有”，被告举证是要证明“没有”。不难想象，要想证明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难度有多大，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风险。仅仅扳动一个小小的开关，就扭转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被动局面，把事倍功半变成了事半功倍。可见制度变革的功力非同小可。

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本身也是制度性变革的产物。它是WTO法律架构中最完美的一个协议。不像关税贸易总协定，由于太多的妥协而显得晦涩难懂，由于太多的例外而被修补得千疮百孔。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短小精练、逻辑严谨、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原因就在于它的订立过程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变革：把责任义务的正向列表改成了负向列表。

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形成采取的是典型的正向列表法：首先以各国的现状为出发点，每轮谈判中，各国把愿意承担的责任义务逐一列出，加入到协议中去，逐步向自由贸易的理想化目标迈进。

而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形成采取的则是典型的负向列表法：首先以理想的目标为出发点，一步到位，列举出所有成员方最终应该承担的责任义务，然后再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逐一列出需要特殊照顾的条款和过渡办法。

负向列表与被告举证的变革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山姆大叔”的杰作。美国人擅长制度设计素有渊源。美国建国之初，55位立宪之父在费城开会，为了立法原则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富兰克林，主张设计一个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于是他给大家讲了下面的故事。

有两兄弟为分家不均天天吵架，于是请来一个年长的智者替他们分家。智者说，我是不会替你们分家的，但是我会给你们设计一个制度，如果你们承诺遵守这个制度，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分得公平。你们俩抓阄决定，一个负责分，另一个先挑。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美国家喻户晓，已经成为美国立宪精神的经典，它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美国人热衷于制度设计的传统。从整体上看，美国人既没有中国人勤劳，也不比中国人聪明，美国的繁荣强盛全在制度设计之功。成语说：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中国人长于权宜而拙于定制，美国人长于定制而拙于权宜。立规定制是战略，权宜变通是战术。美国人由于擅长制度设计，在国际谈判中屡有斩获，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就是美国人利用制度变革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果实。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成本剧增，于是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优势行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集中。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从此陷入了国际贸易赤字而不能自拔。美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衣服、鞋帽、玩具等需要花钱，可是美国出口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如软件、影视、医药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有价无市，当地居民不花钱就“偷”走了。这个窝囊气足足折磨了“山姆大叔”几十年，为此所有的手段都使过了，甚至不惜动用“超级301条款”的家法来维持国际秩序，仍旧收效甚微。放眼望去，只见盗版窃贼鬼影幢幢，蝇营狗苟，可是只要“301”大棒一举，苍蝇就全飞了，一个也抓不着，气得“山姆大叔”吹胡子瞪眼。

乌拉圭回合，美国下决心扳回这一局，不拿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法誓不还朝。于是从制度更新设计入手，来了个高屋建瓴的负向列表法，把以印度为首的反对派逼进墙角。负向列表法不但大大提高了立法的质量，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立法的效率。由于一开始就立足于理想境界，故而避免了大量的妥协条款和例外补丁。即使某些特殊情况需要照顾，例如印度等国提出的医药和农用化学品，也必须提出合理的理由。换句话说，需要例外照顾的国家负有举证责任，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其豁免义务的难度，加快了立法的速度。

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是美国在WTO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此役之后，美国一举拿下了世界贸易的制高点，希望以此一举扭转国际贸易赤字。美国人的乐观并非毫无根据，假如全世界所有电脑里运行的微软视窗都必须花钱购买，所有好莱坞影视产品的播放权都必须交版税，那么21世纪的美国人就真可以躺在贸易顺差上高枕无忧了。

看来中国人真应该向美国人学习制度设计的本事，哪怕学会一半，也足以让中华民族腾飞两次了。

（2002年）

清洁发展机制的智慧

制度设计的最经典范例，莫过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1997年，为了使全人类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70多个缔约方在日本京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其宗旨是通过一系列技术和制度的变革，逐步降低全球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下简称碳排量），减轻日益恶化的温室效应。

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发达国家当然希望所有的国家按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应承担碳减排义务。可是发展中国家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认为承担减排义务将阻碍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发达国家的立场自然无可非议：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日益剧增，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已经在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了，南北极的冰层一旦溶化，世界上很多城市甚至国家将会被海水吞没。大气层是不分国界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站在同一个悬崖边上，大自然留给人类挽救自己的时间已分秒可读，大家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免于共同的毁灭。

可是发展中国家的说法也有道理：在过去的300年间，你们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已经把大气层污染够了，可轮到我们发展工业的时候，你们又让我们减排了，温室气体污染的恶果是你们过去种下的，可现在却让我们共同承担责任，这显然有失公平。

很长一段期间，两大阵营各自维护自己的立场僵持不下。直到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才解开了这个死结。于是各国代表顺利地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一纸空文，变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发达国家首先须做出承诺，根据各自的GDP每年降低相应比例的温室气体排放，以补偿过去工业化过程中对大气的污染。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暂无须承担碳减排的义务，但可以通过CDM机制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减少全球碳排放总量。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工作机制之一，CDM体现了一个巧妙的制度设计。首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为涉及大气污染的行业建立一个碳排放的基准线。然后，低于排放基准线的环保企业可以获得被认证的碳减排信用指标（Certified Emission of Reduction, CER），而高于排放基准线的污染企业如果在短期内无法通过自身技术革新减少排放，则可以出资从前者购买相应当量的CER，以完成自己的减排义务。于是，碳减排指标变成了一个可以跨越国境进行自由交易的商品，其流通性打破了国家和企业本位利益，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污染型企业还是环保型企业，都有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到目前为止，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主要由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承担，例如火力发电厂、石油化工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等，它们可以选择以下三种方法来完成自己承担的碳减排指标。

1.对企业自身进行技术改造，进一步降低碳减排量。

2.花钱从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清洁能源企业购买碳减排指标。

3.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清洁能源项目（如水电站、风能电站、地热电站、生物质电站等），或者对其污染企业（如石化、钢铁、煤炭等）进行减排改造。

在这三种选择中，第一种模式的成本最高，因为这些企业本身的碳排放水平已经很低，每再降低一个百分点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就像一个高水平的专业跳高运动员，每提高一厘米的成绩都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

第二种模式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因为发达国家的减排基准线比较低，相对于这个尺度，其清洁能源企业本身能够获得等量CER额度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第三个模式无疑是成本最低的选择，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基准线较高，等量减排额所付出的成本较发达国家低得多，这好比一个业余跳高爱好者只要稍加训练，成绩就可以大幅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污染企业没有承诺碳减排的义务，购买它们的CER指标的资金，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没有成本，因此它们往往很乐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CER指标。

随着CER指标的交易额不断增长，国际上出现了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交易所（简称碳交易所），CER交易双方从此不必相互寻觅，均可以通过碳交易所进行买卖，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然后，围绕着碳交易所又产生了大批专业的碳交易基金，它们垫付资金从清洁能源企业收购CER，然后在碳交易所转手出售，从差价中获取利润。由于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项目的减排指标价格低而利润空间高，自然成为这些碳基金的抢手货，甚至一度形成卖方市场。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入了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最终达到了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目的。

这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制度设计，让参加这个游戏的各方都能获利。发达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完成其承诺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在不影响其工业化进程的前提下，相对降低了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致在CDM机制的作用力下，碳交易所竟成了交易量仅次于石油交易所的第二大交易中心。这就是制度所产生的效益，不由得让你拍案叫绝。

（2008年）

黑者当道，白者得道

我相信这样一个规则：一个社会中有100个人，如果99个人是清白的老实人，那么唯一的那个黑心骗子会占便宜；相反，如果99个人是尔虞我诈的黑心人，那么唯一的那个清白老实人则一定会占便宜。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白者当道时，黑者容易劫道；黑者当道时，则白者容易得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百姓的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偶尔个把低级骗子，便可横行天下。如今，却存在某些商场缺乏信誉的现象，它们骗人、赖账，结果失去了客户对它们的信赖。

我觉得在商场上还是当老实人合算。当人们环顾四周，发现除你之外无人可以相信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所有信任都给予你，同时会特别珍惜与你建立的这种信任关系。这时，少数老实人会占尽人间便宜。要知道，在商品经济中，信誉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2002年）

黑脸进攻，红脸防守

中国的改革事业，历来是摇旗呐喊的有识之士多，敢于冲锋陷阵的有胆之士不多。原因是他们没有退路。历史上，第一线的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即使改革成功了，由于得罪人太多，难免被千夫所指，最终难逃厄运。秦之商鞅，汉之晁错，便是前车之鉴。因此，要想破除旧体制，首要的事情是为破阵的改革者们留下退路。

解决老大难的国企改革，如同打仗，有攻有守。进攻者和防守者要有所分工，进攻者唱黑脸，防守者唱红脸，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胜利。

唱黑脸的进攻者最好从外部调入，其任务就是不惜一切手段把旧的规章制度、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砸碎，然后用铁腕建立新秩序。为解除其后顾之忧，要为他们准备好退路。承诺只要他们完成了破旧立新的使命，立即将其撤出，调往下一个战场，晋级加薪。唱红脸的防守者从原单位选拔人缘好、威信高的人担任，由其接防进攻者留下的阵地，其任务就是守住前任建立的制度，让群众习惯并遵守它。

此战术制胜的关键环节是让进攻者和防守者配合默契，不要相互掣肘。因此要事先向双方交底，明处的黑脸要保护潜伏的红脸，暗处的红脸也不要着急抢班夺权，向黑脸放冷箭，总会有他们登场唱主角的时候。有时候，前任黑脸的动作幅度越大、越激烈，越能为后任的红脸留下回旋余地。例如，黑脸立下规定，迟到一天奖金全部扣除。此苛政可能引起民怨沸腾。等到红脸上台之后，只要向后退半步，将奖金全部扣除改为扣除一半，就会化解众怨，从而守住前任立法的原则。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曾宣称其改革的策略之一就是“以夷制华”，意思说要用外国人来管理中国人，原因是中国的改革者都不愿意得罪人，只好让外国人去背这个黑锅。其实，以华同样能够制华，问题是如何制法。若以此红黑轮换战术，攻守相兼，一个一个地“收拾”那些老大难国有企业，或许能战无不克。

（2000年）

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

有一次，我和一个企业管理学专家一道给一个企业经理培训班讲课。该专家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企业机构设置图示，向学员们阐述了合理地设置企业管理部门的重要性。

他讲完之后，轮到我讲。我要求把他画的图示留在黑板上供我批判。我笑着对学员们说：“XX老师讲的是王道，下面我讲霸道。”

我指着那张图，先做两个假设：第一是该企业架构设计得非常合理，完美到其部门多一个有余，少一个不足；第二是该企业招聘的人才个个都非常胜任，简直天生就是为了这些位置准备的。然后我预言，在座的各位经理如果按照这幅图来设置他们的企业部门，那么他们的企业很可能会变得毫无生机，丧失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所有的学员哗然。

我解释说：“各位老总，既然你们的部下个个都是人才，他们绝不会甘心给你们当一辈子班长、排长，他们也想当业务主管、部门经理甚至总经理。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当经理的雇员也不是好雇员。各位经理，你们都年富力强，如果你们不出车祸、不得癌症，就不会把位置腾出来，你们下面的人就永远得不到升迁。再加上部门设置精密，人员称职，令他们难以挪动。时间一长，他们会用左手来应付你们，然后用右手经营自留地，准备跳槽。因此，各位在设置企业部门时，千万要为人员的移动和升迁留下余地。”我的话音刚落，学员们立即报以掌声。

军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是企业应该是“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与其说企业需要架构的稳定，不如说更需要人才相对稳定。铁打的兵，才能使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可是若要保持人才稳定，最好保持流水般的营盘。

（2002年）

管理科学的基本思路

西方人倾向于把管理当做科学，中国人倾向于把管理当做艺术。西医和中医方法及理念的区别，集中体现了西方式管理科学和东方式管理艺术的特点。

西方式管理科学的基本思路，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分解，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分解为最基本的单元，进行单独研究。人体是世间最复杂的系统，西方的科学为了研究人体，把人大卸八块，分解为独立的大脑、心脏、骨骼、肠胃，然后设置标准化的环境进行孤立研究。在管理中也一样，把一个复杂的项目或工程分解到最基本的工作，再把这个最基本的工作研究透彻。可以说，分解是科学管理的基本功。

·简化的事情数量化。量化意味着用全世界通用的数学语言建立统一的标准，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易于比较和判断，便于沟通和理解。没有这种标准化的语言，人们将永远被纠缠在哪张纸更薄，哪把刀更快，谁比谁干得更好之类的争论中。量化在管理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设置临界值，以便对事物变化的性质和趋势做出判断。如果没有建立在量化尺度上的临界值，我们如何诊断高血压、发烧、近视眼？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产品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一个计划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而临界值的作用，等于为一个控制系统装上了扳机，把它变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量化的事情专业化。量化的手段为抽象事物的共性和规律性提供了方便，一旦事物的规律性被认识到了，就可以将其设计成专业化的程序，然后交给一个人去重复这个程序。专业化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简单重复，而人类生产力进步的最大原动力，就来自简单重复。当一件事情简单到可以机械重复的地步时，不就变成了谁都能胜任的简单劳动了吗？如果事情简单到谁都能闭着眼睛干，不就可以统统交给机器或电脑去干了吗？

·专业的事情模块化。专业化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的效率问题，专业化的人才总会有退休和死亡的一天，那时他们的经验怎样传承下去？因此还需要将专业化的经验固化为文字，以便代代相传，这就变成了知识模块。模块化的程序继承了凝结前人劳动的成果，缩短了人类的学习曲线，不但能使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且可以用集成模块的方法增强对付复杂事情的能力，把复杂的决策变成简单的选择。例如，药方就是专业化的模块，如果你得了复杂的综合征，医生对付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拼药方。你第一次起草一份采购合同也许颇费周折，但是第二次就省事多了，你只要把上次的合同文本找出来，在上面略微改动即可完成。这就是模块，电脑里叫做模板。软件行业里有千千万万这样的模板，编制一个大型的复杂程序，只要在关键地方花点工夫，大部分地方都是用拼接模板完成的，这就使编程的效率大大提高。

了解了管理科学的思路，我们可以总结出科学的好处了：它易于沟通、便于学习、长于计划，可以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的管理者。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学习管理知识，用专业量化的术语进行沟通，用科学的方法制订计划。

可是科学不能包打天下，在做战略性决策的时候，在人力资源管理和风险管理这类高度灵活的领域，如果你完全按照科学的教条去办事，一定会饱尝挫折。管理毕竟是一门人文学科，在这些领域里，往往需要艺术手段的补充。

科学追求共性化的抽象，艺术讲究个性化的具体，科学的手段是分解，艺术的手段是集成。西医讲究科学，把人视为一个器官的组合，中医讲究艺术，把人当做一个完整的系统。人们在学习管理知识的时候，不妨像西医一样，把它分解为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等不同的领域，进行独立的研究，抽象出规律，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你必须像中医一样，把整个企业运营当成一个集成的系统，用艺术的态度去综合考察，具体分析。

学习和实践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因而使用的手段截然不同。学习的时候，你最好用科学手段：分解、量化、模块化。在实践的过程中，你得讲究艺术方法：集成、综合、具体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千万不能把这两种手段用错了地方。

艺术观念靠领悟，如果我们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领悟管理知识，就会大大降低学习的效率，无法批量化地生产管理者。可是如果你教条地把科学的方法用于实践，把企业管理果真当成分解的模块对待，那么你就只配纸上谈兵，重蹈赵括、马谡的前辙了。

对一个组织而言，管理科学走向极端是教条主义，所有事情都被程序化了，最后被总结成了具有规律性的条文框框。一切按照教条办事，组织的执行力将达到顶峰，但是其灵活性却降到了最低，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很难拐弯，一旦碰到弯道就会带着惯性撞上绝壁，不碰南墙不会回头。

管理艺术走向极端是机会主义，凡事都没个谱了，所有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碟下菜，量体裁衣，见风使舵，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时候组织的灵活性达到了最高，但是执行力却降到了最低。就像一辆低速行驶的汽车，可以灵活地拐弯躲避风险，但是前进的效率极低。

人类的进步总是要在两难中进行选择，需要效率和执行力的时候，强调管理科学的规范性，以便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伐。可是在历史变革时期，我们又需要强调管理艺术的灵活性了，提倡摸着石头过河的机会主义思维方式，以便突破思维框架，打破规范教条，适应环境的变化。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教条主义或者机会主义。驾驶汽车的时候，教条主义有利于它加速，机会主义有利于它转弯，需要采取什么思维方式，就看你的车正处在什么阶段，如果在目标明确、前途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上，你需要规范化来加速；如果处在目标不清、歧路纵横的叉道口，你则需要灵活性来转向。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科学方法和艺术手段可以都用，也可以都不用，但最危险的是用错了地方。

（2002年）

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

如果把所有的学科按顺序排列起来，会形成一个光谱。光谱的左边是自然科学，右边是社会科学，越靠左边，规律性或共性越强；越靠右边，特殊性或个性越强。在光谱的最左边，应该是规律性最强的数学，依次是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光谱的最右边应该是特殊性最强的艺术，然后依次是文学、历史、经济、哲学，等等。

理科与文科之间的分界应是医学。医学属于自然科学，但它是自然科学中规律性最弱的一门学科，原因是涉及人。在这个世界上，但凡涉及人的因素，规律性就会降低，特殊性就会增加。相同病症的病人，病因会不同，用的药也不同，至少中医是这样认为的。

有些学科在光谱中的位置会发生漂移，例如管理学。100多年来，管理学不断从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的方向移动。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它是唯一被冠以科学桂冠的社会学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学文学、科学历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法律，但是常听人习惯性地把科学管理挂在嘴边。

管理科学的概念显然发源于西方，不过在中国人眼里管理更多地体现为艺术。管理科学强调管理的规律性，其好处是便于学习和沟通，可以大批量生产管理人员，所以西方人创立了工商管理学院（MBA）、公共管理学院（MPA）和军事科学院，数百个学员一起上大课，成批制造企业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管理艺术强调管理的特殊性，好处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培养人才。所以在过去的中国，企业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一代宗师带出一茬徒弟，因人施教，靠言传身教、心领神悟，就像中医一样，因人配伍，量体裁衣。

可是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说明，管理科学战胜了管理艺术，由军事学院训练出来的西方军官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远远超过了师徒相授培养出来的清朝军队指挥官。于是清王朝也学西方办起了军官学校，后来中国也有了商学院、行政学院，中国人终于承认了管理科学。

可是，西方人无论怎样把管理学往科学的方向拉，最终也不可能把它拉到自然科学那边去。既然管理仍免不了与人打交道，就还属于社会科学，还有它艺术的一面。如果管理学百分之百成了科学，那你将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MBA毕业的学员，没有几个真正成为企业家和CEO；那么多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没有几个真正成为将军。

（2005年）

成也关系，败也关系

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的发迹，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了某种特殊的“关系”，如某些政府官员的“关系”、金融机构的“关系”，或者某些国有大企业的“关系”等。很多企业老板在酒桌上常常以自己“关系多”而引以为豪，情不自禁地露出得意神色。每到这时，我都为他们深深捏着一把汗。靠关系起家的人，最终会栽在关系上。当他的关系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的时候，“走麦城”的日子也就离他不远了。在商场上，成也关系，败也关系。

企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一个主攻方向，老板一般会把最多的精力花在主攻方向的“关系”上，可是当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主攻方向转移到了其他战线，老板的主要精力就会随着主攻方向的转变而转移到其他“新关系”上，于是必然冷落了原来的“老关系”。

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老板的关系面还很有限，他可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与这些有限的“关系”维持良好的关系。可是随着企业越来越大，战线越来越长，发展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多。“关系”多了，老板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虽说“喜新不厌旧”，但难免出现照顾不全、礼貌不周的地方。这时，那些被冷落的“老关系”就会产生极不平衡的心理，他们心想：“当初你有事情求我的时候，鞍前马后围着我转，现在发达了，就不理不睬我们了，哼，你这忘恩负义之辈，不给你使个绊子，你不知道老子的重要性。”

于是企业的麻烦就来了，过去办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可是现在到处都是绊脚索，有时候搞得你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种绊子是谁使的，难免有那么一天被一个绊子绊倒就再也起不来了。成一件事情不容易，每一尊佛都要拜到才行。可是坏一件事太容易了，只要有一尊佛咒你就够了。

还有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喜欢采用另一种拉关系的方法，在自己公司里给“关系”的子女安排位置。公司雇用他们并非因为其有专长，纯粹是为了用共同的利益把他们背后的“关系”绑上战车。这些“关系”的子女在企业中往往拥有某种特权，例如不必定时上班，但每月工资照发，他们的作用就在于代表企业利益去求父母办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雇用“关系”的子女或亲属等于给企业装上“定时炸弹”。这些特权雇员往往眼高手低，以为自己的父母有恩于企业，所以对得到回报的期望值过高。可是他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又与期望值不匹配，一旦期望值无法实现，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从而产生怨气。这种人一般都带有“非友即敌”的极端色彩，很难像一般雇员那样好说好散，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沾上甩都甩不掉。尤其当他们背后的“关系”失去作用时，留着他们是累赘，可是一甩他们“定时炸弹”就会引爆，届时企业就大难临头了。

关系固然是一种资源，可是关系多危机也多。周旋“关系”有点像杂技团里耍盘子的小丑，盘子数量少还可以玩得转，可是数量一多就手忙脚乱、应接不暇了。万一失手，哪个盘子接不住，就砸在自己脑袋上。

因此，越是“关系”多的老板，越要未雨绸缪，为自己的企业找好逐步摆脱“关系”的退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日益规范化，特殊“关系”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小，把企业的基础坚实地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企业的实力最终取决于与消费者的关系。世界上什么人都可以买通，唯有消费者无法买通，想与他们搞好关系，唯有靠质量、靠服务、靠价格、靠信誉。与消费者的关系搞好了，你还用在乎其他关系吗？企业有了信誉和实力，还愁没有关系吗？比尔·盖茨办事，要靠什么关系？

（2002年）

绕开家乡的温柔陷阱

研究了许多民营企业的失败，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很多民营企业家的“滑铁卢”竟然是自己的家乡。家乡对于他们简直就是个温柔的陷阱。

一些在外乡发了财的民营企业家，当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难免带着荣归故里的自豪感和光宗耀祖的成就感。通常，家乡父母官和众乡亲会把他们当做胜利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款待，各种各样的荣誉、赞美、鲜花、颂歌令他们陶醉在自己的虚荣心中。家乡的政府官员和父老乡亲热情洋溢地捧着你、甜言蜜语地哄着你，最终的目的图穷匕见，无非要你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在当地投资。

这时是一个企业家心最软、耳朵根也最软的时刻，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盛情之下、杯酌之间，难免抒发一番饮水思源的感情，做出一大堆回馈家乡的许诺。有些企业家在酒醒之后或许也察觉到了自己的轻率。可是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了。在商场上可以对外人赖账，可是在故土绝不能对乡亲们赖账，况且涉及一班穿针引线的亲友面子，即使打落牙也要和血吞。

在家乡的投资总是先易后难、攻易守难，开始什么事情都好办，一路绿灯，可是越到后来事情越复杂，矛盾越多，千丝万缕的情面、盘根错节的关系，令你快刀斩不了乱麻，投鼠忌器。最后往往煮了一锅夹生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家的家乡都不适合投资，只是他们在家乡最容易陷入误区：决策时没法清醒地做出判断，操作时没法理智地处理问题，失败后没法果断地撤退转移，其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人情和面子。一个企业家在其他地方可以栽面子，在家乡绝不能栽面子。为了维护自己在乡亲父老面前的成功者形象，他们往往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宁愿不惜血本孤注一掷，也不能承认失败，悲剧就发生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家乡，就像一个温情脉脉的陷阱，每年都在吞噬着无数个心太软的企业家。开始他们只是把脚夹在里面，为了拔出这只脚，后来把腿也卷进去了，为了挽救这条腿，结果身子也跟着陷了下去，最后直至没顶。

难怪一些世界著名华人成功企业家都尽量避免在家乡投资，他们宁愿在家乡兴办不盈利的公益事业，例如办学校、办医院、修路筑桥，等等。他们的原则是以无偿的方式回馈家乡，不从乡亲们身上赚一分钱。这是真正的明智之举，既维护了乡情，又绕开了陷阱。

（2002年）

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

有一回，我应《实话实说》的邀请当一期节目的嘉宾。记得这个节目讨论的主题是“企业如何摆脱家族化管理”。坐在我对面的主宾有两位：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老板和他公司的总经理—一位外聘的职业经理人。

节目的主题围绕着该公司的案例：公司老板兄弟7个，他是老七。公司创业之初，老板的各位哥哥和妻舅，都在公司的关键位置任职。后来公司做大了，急需人才，老板觉得公司不脱家族之壳，便无法长大，便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让妻子和兄弟们离开公司或调离关键岗位，腾出了位置从外面聘请职业经理人，当然，其中也包括在座的总经理。此举差一点引发家族内讧，兄弟之间甚至拳脚相见，但由于老板坚持，最终实现平稳过渡。此后企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始腾飞。

这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精彩绝伦，赢得台下一片喝彩。这时我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企业老板提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问题：“您的企业可曾经历过失败？”

他回答：“没有大的挫折，基本一帆风顺。”

我立即追问：“如果您的企业曾经经历过失败，公司因财政危机发不出工资，外聘人员纷纷跳船逃离，只有您的家族成员愿意留下来义务工作，与您共渡难关。在公司熬过低谷之后，您对亲属还下得了手杯酒释兵权吗？”

该老板没有回答，他无言以对。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其中的窘迫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民营企业家并非不知道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但是由于自己的亲属们在企业最困难的阶段曾经与自己同舟共济，当企业情况好转后，已经无法遣散他们了。只要你提出把他们的位置让给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牢骚是不难想到的：是谁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留在你的身边？是那些外姓人吗？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是我们留下来帮你渡过难关。现在日子好过了你就过河拆桥，有良心没有？只让我们共患难，不让我们共享福，看下次危机，谁还愿意帮你。不难想象，这老板但凡还有点良心，他下得了手吗？于是企业将永远失去脱壳的机会，只好带着家族的烙印前进了。

不过，家族企业有家族企业的好处。首先，凝聚力强，不容易内讧，全球华人企业最脆弱的环节就是难以合作，所以多以家族为核心；其次，家族企业管理成本低，血缘关系形成的信任是天生的，所以内部信息共享性好、保密性强、决策也快；最后，家族企业比一般合作企业韧性好，抵御风险能力强，往往能够在重大的挫折后死灰复燃。

家族企业最大的弱点，就是难以长大，长大了又难以持久。其中最难办的有两件事：一是如何解决家族成员与外聘职业经理人的排斥性；二是如何解决继承权的问题。如果家族企业能碰上一个优秀的继承人，有能力统率外聘职业经理人，乃企业之大幸。不过经验证明，这种概率往往是很低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创业者的继承人常常是一茬不如一茬。倘若继承人不称职，如何引进外姓人才？如何进行权力转移？搞不好，企业将面临巨大风险。

家族企业的继承权问题颇有点类似于过去中国古代王朝的选嗣，乃千古之难题。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大小皇帝300多个，继位的合格皇帝不到1/5。清朝是历朝中唯一采取择优密储继承制的朝代，因此选嗣问题解决得最好，除了同治和宣统之外，其余8个皇帝还都算选得合格，成功率达80%。因此，家族企业选继承人，择优看来是基本原则。不过这个优选，内外亦有别：若选非家族成员，择优以德为主；若选家族成员，择优以才为主。

一个朋友告诉我，家族企业最好的人才战略是：招聘人才，用人才去培养奴才，然后再用奴才去管理人才。我很怀疑这个战略的可行性，奴才是人才培养出来的，未必有足够的威望让他的老师服管。可是如果把奴才改成家族成员，这个战略就是可行的了。人才会向能力挑战，但绝不会向血统关系挑战，就像诸葛亮是阿斗之师，但不会不承认阿斗的权威一样。这个战略，可以解决家族成员与外姓人才的排异现象，家族企业不妨一试。

（2002年）

被资产吞噬的企业家

我见过国内很多企业家都是掉进固定资产的陷阱而“死掉”的。他们开始仅仅是被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所吸引，搞到了一块貌似便宜但是并不十分需要的土地，以为抓住了一个机会。于是在其公司的账面上，增加了一项被称为“资产”的东西，噩梦从此开始了。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不过被这个陷阱夹住了一个手指，如果这个时候果断地斩断这个手指，还能全身而退。可是他们不愿意放弃，一心要把这个手指救出来。于是他们给这块土地找了一个用途，要在上面建一片房子。本来没有房子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随时放弃那块没有用的土地，可是现在房子盖好了，土地已经脱不了手了，要想摆脱这个鸡肋，必须连房子一起脱手。为了把那个手指救出来，他们现在把整条胳膊都陷进去了。

即使事情到了这一步，如果他们愿意放弃这条胳膊，仍旧能够保住企业的性命，可是这个时候放弃需要更大的勇气，他们舍不得。于是为了盘活这块资产，他们牵强附会地在这个建筑物的基础上策划了一个项目，画出了一个自己骗自己的“大饼”。为了筹集项目建设的资金，他们不得不用公司其他的优良资产作抵押，为了挽救这条胳膊，他们现在把整个身子都搭上了。

后来的结局不难想象，企业最终被清盘还债了。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抓住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机会，而根源在于想获得一项被称为“资产”但对自己没什么用的鸡肋。

（2008年）

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

中国人大多都习惯于唯“物”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更看重直观的东西，更重视有形的资产。在他们眼里，有形资产是皮，而无形资产则是附在皮上的毛，皮将不存，毛将焉附？

可是自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出来，甚至大有凌驾于有形资产之上之势。例如，有很多老板把自己的办公室装修得富丽堂皇，走到哪里前呼后拥，只不过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很多人开名车、带名表、住豪宅，只不过想用这些抬高自己的价值，去赢得一份别人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有形资产反而成为衬托无形资产的道具了，成为追逐无形资产的手段。

这种现象证明，拥有有形资产的人，未必就拥有无形资产。相反，拥有无形资产的人，往往很容易就获得有形资产。股神巴菲特没有豪华的办公室为自己装门面，也不需要雇一大群部下来为自己壮声势，但是他买哪只股票，哪只股票肯定会涨，因为其他股民会踊跃跟进，不涨都难。巴菲特只要在股票上涨的过程中抛售减持，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赚钱。

以戴安娜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根本不在乎穿什么品牌的衣服，戴什么品牌的帽子。她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就会成为名牌。哪怕她穿的是假品牌，别人也会认为那是真的。即使人们知道她戴的是假冒伪劣的帽子，但这款帽子第二天就会成为名牌。

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可以预见，有形资产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无形资产则日益成为稀缺资源。

（2008年）

论功坐车，凭才开车

也许每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在草创时期都有一些一起打天下的哥们儿弟兄，可是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如何坐天下，往往会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按照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话来说，民营企业共同打下天下的哥们儿总要过三关：分金银，论荣辱，排座次。这些问题处理得好，皆大欢喜，企业昌盛；处理不好，公司元老之间就会发生内讧火拼，把公司拉得四分五裂。常言道，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历史上的皇帝如此，今天的公司老板也是如此。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企业发展壮大后，原来一起打天下的弟兄们落伍了，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在草创时期尚可胜任，可是承担现代化大公司的专业化运作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公司要继续发展，必然要从社会上招聘一批学历比较高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如果这些公司元老有自知之明，甘愿让贤，引退享福，也许老板不会亏待他们。可是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心里不平衡，处处居功自傲，故意以专横跋扈的态度来表现自己的资历和特权。每当后任的专业管理人员用规章制度束缚他们的时候，这些骄兵悍将就会咆哮道：“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老子打天下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也难怪过去开国皇帝一得天下就要诛杀功臣，其中缘由并非都是因为皇帝暴虐，很大程度在于那些开国元勋缺乏自知之明。历史上总是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为了给后任治理天下的知识分子开辟道路，树立规章制度的权威性，皇帝只能拿一批不服从管理的骄兵悍将开刀了。

第一代民营企业的老板今天的处境与过去的开国皇帝非常相似。这种局面使他们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甩掉这些元老，对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但是要冒分裂和火拼的风险，同时自己要背上不仁不义的骂名；留着这些元老，自然可以留得仁义的美名，但是公司的规章制度难以建立，外来的专业人才难以进入，公司今后很难发展壮大。

其实这个两难问题不难解决。在过去的封建王朝中，一个常用的办法是把爵位和职位分开。爵位决定待遇高低，职位决定权力大小。取得爵位要凭功劳、摆资历，甚至论血缘关系，爵位越高者，地位越显赫，俸禄越优厚，但是并不意味着权力越大。而取得权力则要靠能力、凭学识，甚至比考试成绩，权力大的人地位和俸禄不一定高。最典型的是清朝，满族人入关前曾实行旗籍家奴制度，入关后所有的旗人按战功封旗籍分禄地。后来有的旗主家境败落，家奴脱离了主子，在外面当了官，甚至当到总督（军区司令）或尚书（部长）这样的大官，但见了过去的主子，仍旧要行主仆礼，称自己为奴才，哪怕对面的主子当时只是个普通的旗人，守着分给他们的那几亩地收租过日子。

上述把权与位分开的原则同样可以用于企业。对于那些过去功劳大、资历老或与老板关系铁，但是能力又比较差，无法委以重任的元老，可以设立一些类似于爵位的荣誉位置，哪怕让他们只拿钱分红不干具体事情，而把那些有实权的重要管理职位让给那些有本事的专业人才。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坐车的位置和开车的位置分开，坐车者凭功劳、摆资历、论关系，而开车者则完全靠能力。这个原则完全可以制度化，公开昭示天下，以免坐车的和开车的心理不平衡，因为抢位置而翻了车，也免得老板总是采用一些权宜之计或阴谋手段来处理这类难题。

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能够用制度化的手段解决治人的问题，是企业管理乃至行政管理的最高境界。

（2002年）

解铃最好别找系铃人

中国有句成语：解铃还须系铃人。意思是说要由当事人去解决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过如果谁真相信当事人都有把握解开历史的结，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本意上说，这句话主要是针对系铃人说的，意思是谁拉的屎谁擦屁股，谁闯的祸谁来承担后果，而不是说非要他们出面才能解决问题。

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当事人更不容易解决他自己遗留的问题，换任何其他人去擦屁股，效果都会比他亲自去更好。一个企业经理办错了事，在客户面前严重损害了企业的信誉和形象。董事会面临以下两个抉择来挽回影响。

1.解铃还须系铃人，继续聘用他，让他亲手在客户面前挽回信誉。

2.另外找人去解铃，换一个人接任总经理，在客户面前改变形象。

请问董事会最后可能选择哪个方案？如果我是董事长，我会选择后者。我并非不相信原来的总经理没有可能挽回影响，只是由他本人来改正错误，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而换一个人去挽回错误只要花一半的努力，因为换人行动本身就已经挽回了一半的影响了。由系铃人去解铃，事倍功半；而换一个人去解铃，则事半功倍。哪个选择更有效率？

如果从承担责任的角度出发，解铃还须系铃人，但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解铃最好别找系铃人。

（2002年）

倒脏水别连孩子倒掉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到复利的概念。我告诉学员，复利就是我们常说的“驴打滚”，过去黄世仁借钱给杨白劳就是这么算账的，而现在很多银行放贷也是这么算账的。因此，黄世仁算账的方法并没有错，概念是与国际接轨的。所有的学员都乐了。

于是我忽然问了学员们一句：你们说，应不应该给黄世仁的计算方法平反？

所有的学员异口同声道：应该。

我接着问：那么你们认为黄世仁是好人还是坏人？

大部分学员都回答：好人。

只有一个学员高声回答：黄世仁怎么会是好人呢？他强奸了喜儿。

我立即指着他说：回答正确。黄世仁当然是坏人，因为他强奸了喜儿，这是刑事犯罪。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个人品质的污点，否认他与国际接轨的商务模式。这是两回事儿。

学员们哄堂大笑，把这当成我的幽默。

这不是幽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因为把这两回事混为一谈，是人们常犯的错误。这种例子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例如“非法集资”就是个含糊的概念。什么叫做“非法”集资？假如一群老百姓相信我房某人，甘心情愿地把钱拿出来让我替他们打理，为他们炒股票、炒房子、投资项目，关别人什么事？他们都是18岁以上的公民，有足够的民事能力，并愿意为自己承担的风险负责，怎么就成非法的了？当然，政府有关部门出于好意，提醒他们，姓房的有可能是骗子。不过我骗了谁，谁就到法院去告我就行了，这是刑事犯罪，应该一事一议。你不能因此把民间集资一网打尽，认为这一商务模式就是错的。

这个世界上哪个领域没有骗子？贸易也有骗子，你能宣布所有的贸易是“非法贸易”吗？婚姻也有骗子，难道能宣布所有的婚姻是“非法婚姻”吗？还是那个原则：谁骗了你，你就到法院去告他。应该一事一议，不能泼洗澡水，连盆里的孩子一块泼了。

又如，有些地方政府不允许在居住楼里注册公司，理由是公司会扰民。当然，不否认很多公司业务会扰民，例如开歌厅的、开餐馆的、搞生产的、做培训的等，但也有很多不扰民的公司，例如互联网企业、咨询企业、三维广告设计等。我是房子的业主，在自己房子里办公司，扰谁了？你不能因为某些公司扰民，就剥夺另外一些公司诞生的权利。正如你不能因为某些人睡觉打呼噜，就不让所有的人睡觉。那么对于那些扰民的公司怎么办呢？还是那个原则，谁扰了你，你就到法院去告谁，一事一议。再说了，这种禁令也不是政府部门有权发布的，至少要通过人大的立法程序吧？

这种例子，还可以随手举出一大把。胡子眉毛一把抓，把脏水和孩子一块倒掉，是一种最偷懒的管理办法。当然，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理由，说老百姓被骗了钱，被骚扰了，就会跑到我们这里告状，不如事先就把弊端堵住。可是，美国人若是被骗了或者被骚扰了，从来没有到政府那里去告状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不关政府的事，他们都会去法院告状。那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会大事小事都找政府反映呢？又因为政府太勤快了，把法院的饭碗给端了，把这些不该管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了。你揽的事越多，老百姓就越找你，你要是不揽事，老百姓反而不会找你。以前老百姓没有分到房子都会到政府门前静坐，可自从政府撒手交给市场管了，门口不就没人静坐了嘛。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搞明白什么事情该管，什么不该管。

有些地方政府玩的幽默更令人哭笑不得。当地骑摩托车抢劫的现象严重，治了10年都没有治好，最后市政府一怒之下宣布：以后谁也不准骑摩托车了。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结果劫匪改开汽车抢劫了。

濒临破产的会计制度

不久前我到西安高新科技区讲课，一个学员提出一个问题：“制约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我回答说：“会计制度。”

我自己的公司是个高科技公司，不久前聘请某著名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评估资产。

我问会计师：“公司编的软件已经完成，是否可以称之为产品？”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产品。”

我又问：“我的软件产品目前储存在电脑硬盘里，是否可以视为产品仓库？”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可以作为仓库。”

我接着又问：“那么存在电脑硬盘里的软件是否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库存？”

她急忙摇头：“那不行。”

我想故意诘难她，于是继续追问：“既然你承认软件是产品，电脑硬盘是仓库，可为什么不承认存在仓库里的产品是库存呢？”

她无言以对，急得面红耳赤，最后无可奈何道：“这问题你去问财政部吧，反正会计制度不允许。”

我们现行的会计制度诞生于300年前的工业革命时代，它完全是为了计算有形资产而准备的。可是今天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无形资产的贡献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远远超出了有形资产，然而会计制度的基石仍旧是那个老掉牙的“资产负债表”，这好比用算盘来测算火箭轨道、用驴车来运载洲际导弹一样滑稽。

很多人把我国科技产业的落后归罪于现行的管理体制，可是往更深层次追究，你最终会发现最大的绊脚石是那个唯“物”主义的会计制度。若是看不见这个暗礁，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所有的科技园都不重视智力开发，而统统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因为花在人脑袋上的钱难以形成被承认的资产，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即使挂满了蜘蛛网，仍旧可以堂而皇之地躺在财务报表上说明你的业绩和实力，仍可以用它来理直气壮地证明国有资产未曾流失，仍可以据此向银行抵押贷款。由于这个过时的会计制度，中国的银行几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房东，因为它们宁愿相信一堆破烂钢筋水泥的抵押品，也不相信一打价值万金的订单做质押品。

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可是我们仍旧找不到一把可行的尺子去衡量信息创造的价值。互联网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时空，但是却被绊倒在这个过时的会计制度脚下。原始单据的凭证如何认证、入账、计税，成为网上交易难以逾越的障碍。

印度在很短的时间里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生产国，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到震惊。不过着急归着急，只要咱们的会计制度依然如故，咱们的软件行业就永远长不大。在美国，企业打市场都是卖软件送硬件，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司打市场都是卖硬件送软件。这些公司并非不知道软件的价值，是这个可恶的会计制度逼着它们做丢西瓜捡芝麻的蠢事。

打个赌吧，要么咱们的科技产业破产，要么这个过时的会计制度破产，两者必居其一。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了。

（2005年）

花钱购买的是期望值

有一次，我给MBA学员上课，讲的是投资学。

在课堂上，我提了一个问题：“投资者花钱买的是什么？”

一位学员回答：“买资产。”

我摇了摇头，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期望值。

中国人大多是唯物主义者，在商场上总是重有形之物，轻无形之物。在美国，我见过很多华人和美国人投资餐馆，可是两者在买餐馆的时候，往往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计算餐馆价值。

华人买餐馆，买的是资产。先算营业面积，再数桌椅板凳和锅碗瓢盆，最后算出个资产总价，这种方法叫做资产重置法。可是美国人买餐馆，买的是期望值，他们不数桌椅板凳，只数顾客人头，算出每天的平均营业额，扣除成本求得利润，然后乘以行业平均市盈率，再折现求出净现值，这种方法叫做现金流量法。

买资产的人，看的是资产负债表；买期望值的人，看的是现金流量表。前者着眼于现在，后者着眼于未来。

再举个例子。有两个农民进城，看见瓶装的纯净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

农民甲惊呼：“怎么城里连水都要付钱？”

农民乙惊呼：“怎么城里连水都能赚钱？”

从同一瓶水中，这两个农民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农民甲看到了资产，而农民乙看到了期望值。如果让他们花钱去买水的话，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尺度去衡量价格。农民甲计算的是这水本身值多少钱，而农民乙则计算的是这水能赚多少钱。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企业资产很少，但可以赚大钱，例如有些小而精的软件企业。而有的企业资产庞大，但就是赚不了钱，例如某些巨无霸一样的国有企业。到底哪个企业更值钱，没有客观标准，全凭投资者主观判断。可惜我们现行的会计手段，都只能准确表示现实资产，而无法准确表达期望值。这实在是投资学的一大遗憾。

（2005年）

期望值中隐含的学问

期望值虽然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可里面的学问却深不见底。

在家庭中，婚姻和谐的关键因素就是夫妻双方的期望值是否相符，如果两人期望值差距甚远，即使在全世界人眼里最般配的一对，最终的结局也将是不欢而散。

在商场上，交易双方的核心机密，就是各自心里的期望值。倘若你的期望值被对方掌握，一定会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在商务谈判中必败无疑。

在企业里，管理者的最高超诀窍就是掌握每一个员工的期望值。只要知道了员工需要什么，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制定奖惩制度，把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调动到最佳状态。

马斯洛需求理论对人类期望值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抽象出了人类期望值的共性，并将它们划分为五个需求层次：生理、安全、社会、自尊、自我实现。更重要的是它在人们的社会地位与期望值之间建立起一个对应的函数关系，这就好比把算术发展到了代数。

现实中，人们的期望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也是可塑的。篮板效应理论又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进一步动态化，把代数升级为导数。所谓篮板效应，具体说就是：指标定得比能力高一点；奖励额度比期望值高一点；惩罚力度比承受力低一点。总之，让人踮起脚尖才可以摸到篮板，通过期望值的牵引力来提高人的能力和绩效。如果说马斯洛需求理论是对人们期望值的探索，那么篮板效应理论就是对期望值的引导，把代数进一步发展到导数。

期望值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同时也为人类带来过不少烦恼。一个国家的民众平均素质与民众普遍期望值之差，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发展速度，而其社会现状与民众普遍期望值之差，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民众的期望值总是略高于其平均素质和社会现状，这种状况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两者的差距过大，就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社会动荡。民众过高的期望值，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治动乱的根源。

一个国家民众的普遍期望值低于其平均素质，被称为期望值的剪刀差。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相当于一个被压低了的弹簧，为一个民族聚集了起飞的势能。不过，社会的普遍期望值总是随着民众素质同步增长，剪刀差的现象很难出现，除非社会刚刚经历过巨大的天灾人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成为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正是借助了这种剪刀差所带来的势能。在战败的废墟上，这两个国家民众的期望值降到了最低点，但是其民众的平均素质并没有因为战败而降低。这个时候的劳动力性价比是最优化的，低成本而高技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国家如此，企业亦然。管理者的最高境界是使员工素质提高的速度大大高于其期望值提高的速度，扩大剪刀差，为企业赢得竞争的势能。其实我国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就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剪刀差势能，就看管理者是否善于利用。

最近颁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拔苗助长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一旦被吊起来，就很难降下去。于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把人的期望值研究透彻了，上能强国，中能兴业，下能齐家。学问大了。

（2008年）

用人家的水浇自家园

我曾被国内一家著名工科大学的科技园聘为财务顾问，当时学校科技园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大机会，同时也带来一个头痛的难题：某大企业有意与该大学结为战略联盟，以便获得学校的科技成果资源，为此企业愿意提供1亿资金支持科技园建设。在这个合作中，校方既不打算出钱，也不打算欠债，但又希望保持对这1亿资金的控股权，同时还要保证所有的操作合法。

可以想象，要同时满足上述自相矛盾的条件是多么困难，这颇有点类似一个智力测验。为了共同设立合资企业，校方绞尽脑汁，考虑过各种方案。

1.企业为学校垫付50%以上的注册资金。这样虽然可以保证校方的控股权，但是财务上学校将为此负一大笔债。

2.学校只象征性地出几十万元资金入股，这样可以不负债，但是无法保持校方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权。

3.学校暂时挪用1亿元以上其他资金注册，注册完成之后再将资金抽走。这样学校既不负债也能保证控股权，但是工商注册的操作将涉嫌违法。

4.校方以无形资产作价入股，例如将学校的名称或校誉评估后作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但是工商部门对此不予认可。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用以入股的任何资产今后都将属于公司，不再属于自己。这样岂不是意味着学校从此之后将丧失校誉或校名？

在以上所有的路都无法走通的时候，校长最后把这个难题给了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个万全之策。

我首先问校长，校方坚持在合作中控股，是否着眼于今后的利润分红？

校长回答说，他并不在乎利润分红，校方坚持控股是希望掌握资金使用的控制权，将资金全部或绝大部分用于科技成果的孵化，而不至于由于合作方中途变卦而改变用途，也不希望每投入一个项目都必须看对方的眼色行事。至于利润，可以全部留在公司继续滚动，学校根本不在乎是否分红。

这个回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于是我胸有成竹地说出了我的方案。

1.建议该企业用这1亿元资金建立一个风险投资基金，这个基金的所有权自然属于企业，它完全享有其投资项目的产权和利润分红的权益。

2.在基金章程中规定，该基金将主要用于校方的科技成果孵化和科技项目商品转化，由此将资金的投资方向锁定，使其成为专业定向投资基金。

3.然后，校方以10万元底限资金注册一个投资咨询公司，与基金董事会签订一个托管协议，作为上述基金的管理公司。

我还没有说完，校长已经明白了，不禁拍案叫绝。这个方案在没有突破上述所有限制条件的前提下，使校方得以完全控制这笔资金。基金运作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钱是谁的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为我所用。管它水是谁的，浇到自家的园地里不就行了。用人家的水浇自家的园，这才是资本运营的最高境界。

这世界上有些事情，看起来难，其实很简单。恰如哥伦布竖鸡蛋，一戳就破。

（2002年）

造金碗讨饭的科技园

中国是长城的故乡，中国的国情因此有了它的独特之处：城市有城墙，学校有院墙，许多中国人似乎必须借助建筑物的形象思维才能够理解“区”和“园”的概念，于是，从工业开发区直到科技园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房地产项目，几乎每一个发展规划都在重复着一个相通的理念：筑巢引凤。当一笔笔巨额资金在这些宏伟战略规划指导下大兴土木的同时，那些身怀绝活的科技创业者也许正在嗷嗷待哺的困境中画饼充饥，他们腹中的凤卵未能熬到孵化器建成那天就会夭折。一个功能配套的建筑群至少需要三五年方能完成，可是三五年之后的结局很可能令人啼笑皆非：巢筑好了，凤饿死了。

筑巢引凤的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效。可是随着各类开发区在内地城镇的蔓延，这一发展战略逐渐演化成了争夺投资者的春秋之战，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无论是劳动密集还是技术密集，只要能够填满那大大小小空置的厂房，就是连哄带骗也要把投资者套住。有很多开发区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开发，可是吸引的投资却微不足道，与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形成极不相称的反差，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造金碗讨饭”。资源的极大浪费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筑巢引凤的开发模式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开发区尚且沦为笑柄，那么在知识密集型的科技园区的结果岂能乐观？

也许不少科技园区把美国的硅谷作为它们的蓝本，但如果它们不能跳出房地产概念的框架去思维，多半会落得个东施效颦的结局。美国没有城墙，因为它是个移民的国家，硅谷没有边界，因为你很难界定它的辖区。无论什么界墙，对人才的流动只会有害无益（难怪美国的院校大多都没有院墙）。美国之所以成为一流强国，是因为它能够吸引各国一流的人才，硅谷之所以成为尖端科技的孵化区，是因为它能汇集睿智的头脑。在美国，无论是“园”、是“区”还是谷，抽去了人的概念便毫无意义。硅谷的淘金者会毫不吝惜地往人才身上扔钱，而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在车库还是阳台办公。那里人们的信条是：有鼠自会有洞，有凤不愁无巢。

在硅谷，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建筑物，没有高雅的酒店，没有富丽堂皇的会议中心，也没有豪华的办公大楼。硅谷的脉搏随着无数个彻夜不眠的大脑而跳动。为这些大脑供氧输血的动脉，是那些神色匆匆的投资银行家和风险投资家，他们在美洲大陆两端的华尔街和硅谷之间穿梭飞行，其中许多人挂着无数个吓人的头衔却共用一个秘书。在硅谷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中，很多人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他们在飞机上办公，在旅馆里开会，把整个公司背在肩头的袖珍电脑里。然而，正是这些在互联网上才能找到其地址的冒险家和淘金者，掌握着硅谷的脉搏。

海南岛的兴衰令人回味无穷。当年的海口尽管被称为荒蛮之地，可是仍旧有数十万人渡过琼州海峡到那里淘金。可是2002年时，当海口大片空置楼宇和别墅的售价已经降至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却仍旧阻止不了大批人才的外流。那时，很多人宁愿挤在中关村昏暗的筒子楼中创业，支付着全中国最贵的房租，也不愿成为（海口）海甸岛豪华别墅的主人。有巢未必会留住凤，无巢未必就没有凤，由此可见一斑。

科技园的成功绝不是用院墙和大厦可以收获的，它将是商标和品牌一样的无形资产，它将由微软、苹果、英特尔式的传奇故事编织，由千百个以自称“科技创业者”为荣的企业家组成。一个科技园的丰碑不会是它的标志性建筑物，它的传世取决于世人的口碑。

（2002年）

国民待遇与区民待遇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于是人民就有了“左派”、中派、“右派”，干部就有了高级、中级、低级，企业就有了国有、集体、私有，居民就有了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学生就有了指标生、特长生、赞助生、借读生，职工就有了固定工、临时工、合同工。总之不同的划分，就享受不同的待遇。

中国入世之后，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就是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原则，这就与我们的很多政策发生了冲突。例如，很多城镇的开发区都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于是产生了以下情景：隔着一条开发区的边界线，区内企业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区外企业就不享受优惠待遇，那么国民待遇何在？这明明是区民待遇。

WTO限制的贸易壁垒中有一条叫做政府补贴。我们的很多优惠政策待遇就涉及政府补贴。当然，并不是所有政府补贴都要受到限制，它分三种情况。

·绿灯补贴：政府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对某些特殊行业和国家鼓励的高新科技行业的补贴，技术改造和环保方面的补贴等，都是允许的，其手段可以通过减免或返还间接税（营业税）及一次性财政补贴等方式进行。

·红灯补贴：凡通过减免直接税（所得税）或进行出口外汇奖励的办法对企业进行补贴，或长期非一次性地对某些特殊企业集团（例如，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是被禁止的。

·黄灯补贴：如果采取绿灯补贴的手段，但并非一视同仁的政府补贴，就有了闯红灯之嫌疑，有可能受到指控。

于是，在合法补贴和违法补贴之间，我们有了两个衡量指标：一是看补贴的手段是否合法，例如用减免间接税就是合法的，减免直接税就涉嫌违法；二是看实施形式是否公平，是否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例如对西部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是合法的，但如果只有国有企业受益，民营企业没有受益，就闯黄灯了。

各地开发区实行的优惠政策，看来都涉嫌违反上述两个指标，首先手段违法，涉及直接税收减免；其次形式不公平，不是以行业划分优惠对象，而是以注册地划分优惠对象，实行歧视性的区民待遇。

看着那些捧着金碗讨饭的五花八门的开发区，我真为它们身后的决策者捏着一把汗。光埋头拉车，怎么不抬头看路呢？

（2002年）

政策应该是个跷跷板

政策是什么？政策就是个跷跷板，要不人们怎么说政策倾斜？政府认为哪边重要，就往哪边压跷跷板。

大家都知道塑料餐盒是白色污染，许多城市已经明令禁止使用塑料餐盒，但是至今仍旧禁而不止，原因是其替代品—可降解的纸餐盒打不开市场。为什么打不开市场？因为其成本比塑料餐盒高几分钱。为什么成本高？因为生产规模小。为什么生产规模小？因为打不开市场。狗咬尾巴的怪圈又原封不动转了回来。

其实，只要运用政策杠杆，这个怪圈就不难打破。政府只要给生产塑料饭盒的生产者每个饭盒增加一角钱的污染治理费，而将这笔钱用来补贴可降解餐盒的生产者，后者的成本劣势就立刻转为相对成本优势，随后在生产和销售规模上也压倒塑料餐盒，取得绝对成本优势。随着双方产业优势的此消彼长，迫使塑料餐盒自觉退出市场。能在生产领域摆平，又何须政府在消费领域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能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又何必动用行政手段？

禁烟的问题也是一样，在消费领域里禁烟，政府不但易犯众怒，而且自绝财路。如果在生产领域里着手，则容易得多。向香烟生产者增收一个逐年递增的污染治理税费，任由生产厂家把这个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随着烟价的提高，烟民的数量将会逐年减少，引起香烟产量萎缩。此消彼长，禁烟的目的逐步实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减少，皆大欢喜。这就是跷跷板的妙用了。

（2002年）

国有企业要拾遗补阙

国有企业扭亏为盈被提上政府工作议事日程。可是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民营企业比作野外的“狼”，那么国有企业就好比家中的“狗”。狼的天性就是无孔不入地追逐利润，因此只要是有利可图的领域，最终都会被民营企业占领。这些被民营企业占领的地方，国有企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占领。否则国家一手从民营企业那里收税，然后一转手用来投资或补贴国有企业与之竞争，这岂不是挤了狼奶来喂狗，然后再放狗去咬狼？这对民营企业显然有失公平。因此，世界上的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国有不与民营争利”。也就是说，只要民营企业涉足的领域，国有企业就绝不能插足。否则对狼的税收就不公平。

那么国民经济中间什么领域狼不愿去呢？只有一种地方，就是不赚钱的地方。但是国民经济中总会有很多不赚钱，但又关系到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领域，例如为穷人服务的事情、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事情利润薄且风险巨大，民营企业肯定是不愿意做的，那么谁来做呢？只能由国有企业来承担。既然赚钱的事情都让民营企业占了，留给国有企业干的都是不赚钱的事情，你怎么能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呢？这岂不是让它们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赚钱，看来这绝非偶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管理机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角色定位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狼吃肉狗啃骨头，天经地义。既然是社会的需要，你国有企业不亏损谁亏损？你国有企业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在国民经济中拾遗补阙的是民营企业，现在进入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刚好应该反过来，在国民经济中拾遗补阙的应该轮到国有企业了。

（2002年）

放权让利乃野狗政策

如果说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是个荒谬的概念，那么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就更荒唐了。

我们还把民营企业比做“狼”，国有企业比做“狗”。狼的特点是它的贪婪和竞争性，而狗的特点是它的忠诚和纪律性。也就是说，养狗就是为了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战虎豹、斗熊罴，赴汤蹈火，绝对服从。要求国有企业去盈利，无异于让狗自谋生路；给国有企业自主权，等于给狗松了链子。狗怎么能有享有自主权呢？给狗松了链子那不成了野狗了吗？

可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直到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才算摸到了门，直到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时，才算走上了正路。在此之前，其基本思路一直没有离开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这种放权让利政策造成的恶果是，把一大批家狗变成了野狗。它们既没有学会狼的竞争性，又丧失了狗的纪律性，变得狼不像狼，狗不像狗。小野狗们不敢到丛林中捕猎野食，整天琢磨着从主人家里偷鸡摸狗，然后到野外和狼分赃。大野狗就更不像话了，干脆把主人给绑架了，以致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要想推出什么改革政策，还要看这些大野狗的眼色，大野狗们如果不同意，合力抵制，什么改革也别想推进。近年来的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成风，特权利益横行，百姓头上的负担日益沉重，其祸根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些野狗的劣行。

当然，要说这些野狗一点儿本事没有，也确实冤枉某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了。他们中间确实不乏敢闯敢干并具有经营头脑的人才。可不幸的是，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把路指错了，结果他们就把车拉反了，而且越能干的把车拉得越远。在利润指标的指引下，在放权让利政策的鞭策下，这群野狗冲进了市场，把它们应该伺候的穷人撂在了一边，反倒和狼一起去抢夺富人的钱包。思维敏锐的任志强说过一句大实话：房地产商就是给富人盖楼的。这话本身一点儿没错，错在这个真理不该从他这个国有企业老总嘴里说出来，而应该从民营老板潘石屹嘴里说出来。这是个典型的角色错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看来首先要改的是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政策，按照国退民进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把大部分野狗放归山林与狼共舞，通过资本运营和股份制改造把它们逐渐变成狼，自谋生路；另外小部分野狗要严加整顿，把它们变回家狗，用纳税人的钱圈养着，让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拾遗补阙，甘心情愿地啃那些狼吃剩下的硬骨头。

（2002年）

改革的归宿是双轨制

世界金融海啸铺天盖地袭来，中国的外贸市场急剧萎缩，扩大内需成了全民族一致的共识。扩大内需就要鼓励老百姓花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宁愿把超过20万亿元的人民币存在银行里也不敢消费，为什么？因为有三座大山。他们的钱要存起来买房子、支付孩子的学费、准备自己的医疗费。可是近年来房价、学费、医疗费越来越高，于是老百姓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只能紧捂着钱袋子，不敢花钱。这是一个怪圈，所有中国人都看到了，走出这个怪圈只有一条出路：削平这日益沉重的三座大山。

怎么削平三座大山？国内的舆论众说纷纭。有人说市场化方向走错了，要回归住房、教育、医疗的公益性质，政府要控制价格，同时加大财政投入；还有人说，市场化还不彻底，政府应该彻底撒手，让市场机制去合理地配置资源。

怎么改革，至今看来政府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医疗改革方案，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方案，抑或是房地产市场出台的调控政策，实际上都一直在平衡各团体和阶层的利益。

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给社会保底，而不是为市场加阀。私营开发商盖房子的成本是多少，卖多少钱，这不关政府的事，政府也管不着。政府要管的是不能让买不起房子的穷人流落街头。同样，私营学校和私立医院收多少钱，它们自负盈亏，也不关政府的事。哪怕这些私立医院和学校利欲熏心、高价宰人，只要不弄虚作假，政府就管不着。政府要管的是让穷人的孩子都能有机会受教育，让穷人生病了有地方治疗。那么这些保底的事情政府靠什么手段去管呢？当然最好靠国有企业（机构）去实施。国有企业的角色定位，就应该是政府调节财富分配的工具，保证社会公平的砝码。

其实，中国本应是世界上最有能力为穷人保底的国家。因为政府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国有企业。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思路很简单，划拨便宜的土地，让国有企业的“任志强们”去盖成本低廉的经济房，按成本价出租给穷人。就按茅于轼教授的高招，房子不建独立厕所，以免富人浑水摸鱼占便宜。政府不应给“任志强们”设定盈利指标，在公益领域不讲市场规则，谁赚穷人的钱就用行政手段撤了谁。至于私营房地产商“潘石屹们”愿意盖豪宅、卖天价，他们自己承担风险，政府根本就用不着管，只要狠狠地收他们的税就行，然后转移支付去补贴“任志强们”的亏损。挤狼奶去喂狗，只有在涉及非竞争性公益事业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

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路也是一样。在医院和药房分立的基础上，国家应该加大公立医院的投入，控制价格，低成本运营，主要服务于穷人。公立医院在服务质量上虽然不一定能比得上私立医院，人多排队，但是至少保证让穷人有个看病的地方。在公立医院之外，完全放开医疗市场，让私营企业进入，它们可以用较高的工资吸引较好的医生，正如当年民营企业挖走国有企业的优秀人才一样。富人如果不愿意排队，可以去私立医院，花高价钱获得更好的服务。

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同出一辙。对义务教育部分国家当然义不容辞地要加大投入，同时也要加大公立高中和公立大学的投入。凡公立学校一律控制学费，低成本运营，主要保证穷人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然后全面放开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市场，让私营资本进入，兴办各类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可以用较高的工资吸引较好的师资，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即使收天价学费，政府也管不着。富家子弟若不想与穷人为伍，想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升学率，可以花更高的价格去私立学校甚至贵族学校。

这就是公益机制与市场机制并行的双轨制。但是这个双轨制与改革初期华生等经济学者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的双轨制概念有所不同，它应仅限于关系基础民生的行业。至于那些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应该彻底退出，不应该与民营企业争利。当年“华生们”是把双轨制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宜之计，而本文提出的双轨制则是今天改革的归宿。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它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全面市场化将会出现两极分化，完全退回公益化更是死路一条，最终国家财政会不堪重负而破产。只有双轨制才能彻底理顺今天缠绕在这三座大山下的这一团乱麻。尽管实现双轨制并不如上述所说的这样简单，这中间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资源和权力的重新配置，但是任何社会的改革首先要有一个方向、一个清晰的思路。摸着石头是为了过河，而不是为了娱乐。可是如果我们连过河还是翻山都没有搞清楚，那就只能左脚踩右脚，原地转圈了。

（2008年）

政府也要学资本运营

回归双轨制，对政府的执政立场和执政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第一个考验是立场定位。政府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不应当以权谋私，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政府若要靠卖地赚钱给自己发工资，是不会真心实意地给穷人盖房子的。

第二个考验是角色定位。国民经济调整应以无形之手为主、有形之手为辅。政府的行政手段只是市场机制的补充。

第三个考验是操作水平。双轨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政府有形之手在与市场无形之手的配合及博弈中要有进有退、进退自如。

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企业，政府就是它的管理班子。企业经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产品运营，二是资本运营，国家亦然。产品经营就是通过买卖产品获得收益；资本运营是靠买卖资产获得收益。前者如养鸡下蛋，后者如孵蛋卖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运作。

例如，我国目前的国情是：公立医院和学校的规模及实力远远超过民营医院和学校。这种国强民弱的局面造成了严重的角色错位，富人都往公立医院和学校挤，把价格越抬越高。而民营医院和学校反而成为拾遗补阙的角色，它们没有能力与前者进行质量竞争，只能捡剩饭吃，收容那些在公立医院看不起病的穷人，以及考不上或上不起公立学校的穷学生。民营医院和民营学校天生具备逐利的本性，富人都被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抢走了，在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为了生存竞争它们就得采取其他非规范的手段弄虚作假、投机取巧，于是在市场上形成了恶劣的形象，更加恶化了其生存环境。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最大症结就在于此。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改革，只能在彻底市场化还是全面公益化的两难选择中左右为难，摸着石头转圈，永远也过不了河。

如果政府的执政能力仅仅停留在产品运营的水平上，永远跳不出这个两难的怪圈。解开这个死结只能靠资本运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国家把好的医院和好的学校统统卖掉，把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天价卖给民营企业家，一次卖掉也行，分期分块卖掉也行。越是好医院好学校，越是要卖，也越容易卖。然后用回收的财政资金去补贴那些卖不出去的三流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低成本运营，为穷人服务。那些原来就声名显赫的医院和学校一旦从“狗”变成了“狼”，命运只会更好不会更差。在市场规则下民营企业家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会利用品牌的力量，去整合市场上的民营医院和民营学校，跳出弄虚作假的陷阱，迅速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至于这些品牌医院和品牌学校收多少学费，用不着政府操心。让这些“狼”开天价去宰富人好了，反正是愿者上钩。政府只要管好手中留下来的“狗”，伺候好穷人就行了。

政府学会了搞资本运营，就可以在双轨制之间进退自如了。一个医院或学校要是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公共资金以低价收购，注入公信力恢复其品牌声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中间赚来的差价可用于提供其他更多公共服务产品。其他基础设施或公共设施企业均可照此进行资产运营，低价买破产的，高价卖赚钱的，不但具有社会效益，公平合理，而且具有经济效益，稳赚不赔。

政府搞产品运营只会越搞越糟，只有搞资本运营才是正道。依靠国有企业高成本低产出的运营得不偿失，不如把它们溢价卖了充盈国库。过去各级政府也卖过国有资产，只不过思路是反过来的，把病鸡弱鸡都甩卖了，把好鸡统统留下来下蛋。这样做一不合理，等于把自己的包袱甩给社会，打劫老百姓；二不合算，这些破烂企业只能卖个垃圾价，弄得个个血本无归。所以，国资委今后应该给国有企业管理者设定资本运营的指标，而不是产品运营的指标，不是看你给我挣了多少钱，而是看你把自己卖了多少钱。

如果中国早一点学会资本运营，不但可以把国内三座大山削平，而且也可以把国际三座大山削平。手里握着2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炒啥啥赚钱。炒黄金也行、炒石油也行，涨了卖跌了买，稳赚不赔。

不过话又说回来，政府进行资本运营的前提是对自己的立场和角色进行正确定位。否则一个产生本位利益的政府，一旦学会了资本运营，利用双轨制之间的进退可以把百姓玩于股掌之上。正如财政资金若进退于股市兴风作浪，准能把民间资本洗劫一空。所以，一个强有力的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机制是回归双轨制的前提。首先，哪些领域需要实行双轨制，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而应该由民意代表决定；其次，需要把有形之手的进退机制置于民意的监控之下，让它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

（2008年）

国企职工的生死合同

国有企业改革最困难的环节并不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它的最大障碍是政府与国有老职工签订的一份生死合同。这份合同几乎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死结。

今天年龄在40岁以下的职工，大多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工作岗位的新职工，企业在吸收他们时已经实行了合同用工制度，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承担风险的意识比较强，因此他们不是改革的障碍。我们所说的老职工，是指今天年龄在40岁以上的国有企业员工。他们进入工作岗位时，还被称为“参加革命”。既然是参加革命，就等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当然党也就必须对他们的生老病死负终身之责。这份生死合同，天公地道，无可非议。

后来改革开放了，政策变了。人们参加工作，不再参加革命了，企业单位纷纷砸烂铁饭碗和大锅饭，实行合同制并按劳取酬，废除论资排辈规则，按学历和能力定职定编。于是，这批老职工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过去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了，到基层去了，到边疆去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可是有一天他们发现，祖国忽然不再需要他们了，祖国需要年轻的大学生，后者一上岗就拿比他们高的工资，随后就占据了比他们高的领导岗位。他们的心里会平衡吗？

过去他们听从了党的安排，为此耽误了自己最具有创造力的青春年华，现在人过中年，再学习新生事物，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年轻人了。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他们年老体衰、知识残旧、思想僵化、负担沉重，处处居于下风，他们只能把后半生的保障，寄托于自己在参加革命时与党签订的那份生死合同上了。

只要改革的舵把子还在政府手中，政府能对这批当初献身于它的老职工撒手不管吗？政府能对这份涉及几千万人的生死合同视而不见吗？系铃人是很难解开铃的，历史的结由当事人来解往往就成了死结，对此我们在“解铃别找系铃人”一章中已有所论述。

唯一能够解开这一死结的只有时间，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等所有这批老职工退休后，真正的市场机制才能在国有企业中确立。这时国有企业的“狗”才能真正变成“狼”。否则，即使放它们归山与“狼”共舞，也总是拖着一条狗尾巴，不伦不类。

（2002年）

多元化的诱惑和陷阱

在中国，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有的人说，多元化是机会，是馅饼；有的人则说，多元化是风险，是陷阱。你打开每一本资本运营的教科书，几乎都会看到一个经典的观点：千万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元化是分散风险的最好战略。但是翻开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却不难发现，那些辉煌一时的企业半数以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死法，多元化成了让许多“明星”公司陨落的陷阱。

到底是教科书的经典理论错了，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错了？每当我在课堂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企业家学员们总会分成旗帜鲜明的两个派别，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各不相让。不过笔者发现，辩论双方的论点往往不得要领，大多都集中在操作层面上。要么把多元化的失败归罪于决策的失误，要么归罪于专业人才的匮乏，或者干脆埋怨运气不好，刚好赶上政策调整，银根紧缩。

其实，解开这个悖论的钥匙并不在于对多元化发展战略本身的评价，而在于对市场化环境和资产流动性的评估。对于流动性强的资产，多元化的战略是有益的，可以防范风险；而对于流动性差的资产，多元化的战略是有害的，会成为失足的陷阱。

资本运营教科书的结论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大多源于西方投资学的经典理论，讲的主要是怎么炒股和证券化理财。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相当发达，证券市场比较成熟，社会上相当一部分资产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交易。证券化的资产（例如，股票和债券）是流动性较强的资产，随时可以出手套现，因此投资者需要也敢于把鸡蛋分散在许多个篮子里，以多元化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东方不亮西方亮，谁知道哪片云彩能下雨？

从中国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当然也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造成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差，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即使是全国资产流动性最强的上市公司，仍有一大半资产属于非流通股。企业在一个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中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就像人一口吃得太多，消化不良一样。一个只有进路没有退路的寡头胡同，无疑是个置企业于死地的陷阱。

理解了资产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企业在多元化发展的战略决策上就可以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了。在资产流动性较好的领域，四面出击无妨，可是若在资产流动性很差的环境中，最好坚守主业。资产的流动性是资本运营的命脉，此脉一通，资本运营的道理一通百通。

（2008年）

把库存放在别人那里

读书你得会读，否则一定会被作者搞懵。例如，如果你读关于生产管理的书，作者一定会告诉你，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生产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零库存”。可是如果你读关于风险控制的书，作者一定劝你增加库存，因为充足的库存是防范风险最有效的手段。到底是要库存还是不要库存？从这些书中你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作者们从来都是王婆卖瓜、李婆卖桃，具体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乡下人在家里每天都要挑水喝，水缸里的水就是库存。可是城里人用的是自来水，他们拧开水龙头随时都会有水流出来，也就是说城里人没有库存。可仔细想一下，城里人真的不需要库存吗？当然不是，库存在自来水公司。因此，解开上述两难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把库存放在别人那里。

那么把库存放在哪里好呢？当然最好是放在供应商那里。什么时候想要货，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家就把原材料送过来，自己不就没有库存了吗，流动资金让供应商背着，自己的资金不就节省下来了吗？不过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所有的原材料供应都必须严格符合质量标准，如果经常出现因质量问题和规格不符的退货，就不得不准备库存来应付风险了。

其次，每一次供货必须随要随到，不但及时而且准时。货到迟了就是风险，而货到早了就形成库存。如果供货总是不准时，你就不得不准备库存来应对风险了。

最后，各种原材料每次进货需要严格做到协调比例，优化批量。根据木桶定律，在诸多原材料中，进货量少于需求的短板就是风险，而进货量超出需求的长板就形成库存。

由此可见，零库存的境界涉及质量、时间、成本三者的最优化，等于三元方程求解。这需要把所有的供应商训练成为你肚子里的蛔虫，充分地了解你的需求，充分地相信你的信誉，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双方无隙的沟通和理解。一个供应商做到这些并不难，可是若要成百上千个供应商都做到这些，其难度可想而知。

即使你解开了上述三元方程，新的问题又来了。供应商可能会有意见：既然供货随叫随到，那不就等于零售了吗？是零售就得支付零售价格，不能享受批发价格。这样一来，追求零库存虽然降低了库存成本，但是会增加采购成本，按下葫芦浮起瓢，背着抱着一样沉。

怎么办？这就需要你进一步与供应商共享你的生产计划和技术成果，扶持并帮助他们，把他们牢牢地捆上你的战车。你可以设想，如果你把自己全年的产品开发计划和生产计划摆到供应商的桌子上，告诉他放心大胆地开足马力生产吧，我肯定会买你的，只不过产品放在你的仓库里而已，我随时要你随时给我送来，条件是你得给我个批发价格。你说供应商会不会干？当然会干，因为供应商知道，虽然受苦受累，但是他们没有风险了。

在现实中，零库存不是一种目标，而只能是一种境界，一个只能看得到但是永远达不到的地平线，一个只能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也不可及的指标。但是这个质量、时间、成本的最优化过程并非没有意义，你将享受到最低的采购价格+最低的库存价格+最低的资金成本+稳定的质量标准+最低的不确定性=最低的制造成本。

零库存就像狗追兔子的游戏，虽然永远追不上，但是你还是得追。

（2002年）

防范风险的四项原则

投资也好，经营也好，风险总是难免的。可人们在面对风险时总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去推测未来，通过进程去判断结果，这中间隐含着大量的随机因素和主观臆断，但另一方面，谁也不愿意最终证实那个自己主观推断的结局。就像你天天警告你的孩子吃饭不洗手就会得病，但是又绝不愿意亲眼看到那个验证你警告的真理。也就是说，在和风险的博弈中，我们总是在捕捉一个自己都不愿意抓住的影子，在部署一场自己都不愿意打赢的战争，而其中最大的成就则是白忙，最大的胜利就是失算。

风险就像一个飘忽不定的恐怖分子，它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可是当你严阵以待的时候他又没了踪影。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抱怨风险的不规律性，如果它真按常理出牌就不再是风险了。正如6月下雪是风险，而12月下雪就不是风险。对付不按常理出牌的风险，我们需要的是保持平常心态，在战略上以不变应万变，在战术上以万变应不变。

其实应对风险，只要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足矣。

（1）风险的信息系统常备不懈。在风险没有发生时，大部分风险防范机制，如库存储备、不可预见费、危机领导小组等，都可以处于休眠状态，就像那个静静地矗立在墙角的灭火器一样，没有火灾时谁也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只有一个风险防范机制永远不能休眠，它就是信息系统。一个企业也许没有必要专门建立一个风险信息系统，日常管理的信息系统足可以兼任风险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任务，就像一个普通的雷达，既可以搜索自己的飞机也可以搜索敌机，只是它一刻也不能休息。信息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将会给整个投资项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个信息系统最容易出现的故障是报喜不报忧，下层管理人员往往倾向于把问题捂在盖子里自己解决，问题一直会积累到捂不住了上报最高决策层，而这时风险往往已从皮毛疥癣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弥天大祸。因此，保持信息系统的正常状态，是控制风险的头等大事。

（2）风险防范的制度不可或缺。这里所说的制度并非特指专门针对风险防范设置的制度，其实就是指企业常规制度。企业的规章制度不是用来创造奇迹的，而是用来防范风险和错误的。例如，审计制度用来防范财务风险，盘点制度用来防范库存风险，技术保密制度用来防范技术泄密风险，质量管理制度用来防范废品风险，等等。这些企业常规制度犹如一道防洪大堤，基本上可以防范90%以上的常见风险。因此，无论洪水是否来临，防洪大堤都要事先修好。

（3）风险防范的预案不可忽视。这里所说的风险预案，并非一定指那些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措施，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写遗嘱，其实任何一个普通的备选方案都可以视为风险预案。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我们选中的其中一条道路就是计划路线，可是万一这条路赶上堵车，改行其他道路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风险预案。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能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独一的方案上，必须要制定备选方案，至少有上中下三策。我们最后选中的方案就成为计划，而没有被选中的方案就是风险预案。在一般情况下，备选方案之间的利弊结构反差越大，防范风险的功能越强。

（4）消极的反面意见不受歧视。企业和机构中难免会有些被称为乌鸦嘴的人，他们在项目论证或者头脑风暴会议上总是扮演着泼冷水的角色，看问题总是悲观消极。一般而言，这种乌鸦嘴在任何一个组织中总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不吉利，不能给团队带来振奋向上的士气。但是这类角色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常常被人忽视，他们是识别风险的警报器。尽管在一个团队中永远不能让乌鸦嘴的声音成为主旋律，但是也绝不能让他们的观点受到歧视。一旦这类人的嘴巴闭上了，风险也许就离我们不远了。

（2002年）

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

人自出生之日起就要面对各种风险。感冒发烧是风险，交通事故是风险，高考落榜是风险，失业下岗是风险，投资炒股有风险，恋爱结婚也有风险。

风险是客观的，因为风险的因素客观存在，但是风险同时也是主观的，因为风险程度取决于主观承受能力。归根结底，风险的主观性取决于期望值。

偶尔感冒发烧，对一个身体健壮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风险，可是对一个体质羸弱的人来说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损失一万元钱，对于一个百万富翁不算太大的风险，可是对于一个全部家产只有两万元的穷人就是天大的风险。

不过，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强者比弱者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在很多场合中，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有句俗语：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实际上就是形容弱者在心理上比强者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美伊战争谁的风险更大？从客观的角度看，当然是伊拉克的风险更大，但是从主观的角度看，美国的风险却大得多。因为战争的结局对两者有不同的意义：美国不胜就是败，只要战争拖下去旷日持久，无论战场上的伤亡多么悬殊，美国仍会输掉战争；相反，伊拉克不败就是胜，哪怕巴格达被炸成一片废墟，只要萨达姆政权坚持不倒，伊拉克就等于赢得了战争。

在美国，很多从事股票交易的操盘手都会被送到赌场去经受心理素质训练，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他们承担风险的主观能力。这类培训在很多行业都在进行，如同军事演习可以增强军人们对战争风险的承受能力，其道理是一样的。

非典病毒围困北京，你不能埋怨病毒无情，只能埋怨自己的免疫能力不够强大，检讨自己的防备措施不够完善。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未雨绸缪。既然对风险的客观因素无可奈何，人们不如将更多抗御风险的注意力集中到主观因素上。

（2006年）

什么细节能决定成败

汪中求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书中举了大量的案例证明，领导应该注重细节，成功是建筑在众多细节之上的。可是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写了一本书唱反调，叫做《战略决定成败》。书中论证，主要领导不能陷在细节中，应该抓大放小，将注意力集中到战略问题上。

领导到底要不要关注细节，管理界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双方各执己见，并且都罗列出了大量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可是我觉得，领导要不要关注细节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应该是：领导需要关注的是什么细节，什么样的细节能决定成败。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行政管理，难免会涉及许许多多的细节问题。其中大部分细节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这些细节如果领导都要过问的话，把自己累死也不可能做到完美。这些细节并不影响成败。可是在一些貌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会有一些细节问题暴露出制度或程序上的漏洞，这类细节如果没有引起重视，足以酿成大祸，影响成败。

所以，我觉得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领导不应该关注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而应该关注那些举足轻重的细节。对前者可以不了了之，对后者必须小题大做，抓住一个细节问题，引出制度性的漏洞进行修补，防风险于未然。因此，一个高明的领导，既不能陷于细节，也不能忽视细节，而是要善于从一堆鸡毛蒜皮中发现那些足以决定成败的细节。

（2006年）

从拨改贷到债转股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为它们的融资形成一个无形的障碍，毕竟，任何明智的投资者都不会把资金扔进一个债务的泥潭。

这一高负债率的恶果是由10多年前实行的国有企业“拨改贷”政策种下的。拨改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股转债，把国家对企业的投资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个政策没有搞清楚股本金和信贷资金的本质区别，以为在白马身上画道就可以把白马变成斑马。“拨改贷”意味着企业从此丧失了股本金的来源，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股市）还没有形成，银行几乎成了企业唯一的投资者，所有投入的资金在账面上都体现为负债，企业如何能不债台高筑？

画道毕竟不能把白马变成斑马，为了把企业从债务中解脱出来，10多年后，股转债的政策又变成了“债转股”，再把银行的信贷资金变成股本金，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银行凭空多了一堆不良资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股本金和信贷资金虽然都是钱，但其性质完全不一样。股本金的权利是分配利润，责任是承担风险，而这个风险是信贷资金没有义务承担的。一个企业破产清算，其偿债顺序依次为：职工报酬、国家税款、银行债务、其他债务、股东本金。一般情况是，当所有其他债权人分完之后，轮到股东分配的时候早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可见，承担风险是股东的天职，也是股本金的天职。

拨改贷、股转债，等于国家作为投资者不但摆脱了承担风险的责任，而且还要享受利息和利润的双重权利。其结果是既压垮了企业，也拖垮了银行，赔了夫人又折兵。世界上哪有无本生利的事情？

（2002年）

予之明处，取之暗处

养路费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应该摊在每一辆汽车上。但是如何摊收，其中大有讲究。

北京的办法是平均摊收，只要有辆车，每年就得交1300多元钱的养路费。这种平均分摊的办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有的车每月开2000公里，有的车每月开1000公里，它们使用（损耗）道路的频率不一样，但是交的养路费是一样的，等于后者补贴了前者。还有一些长期驻京外地牌照的车，养路费是在当地交，但是却常年使用（损耗）北京的道路，它们应当承担的北京养路费，也是由别人补贴的。

可是在海南岛，车主不必单交养路费，养路费由加油站代收，加油站自然把这一费用打在油价里，因此当地的油价要比北京高得多。这种办法对所有的车主显然就公平多了。车开得多，油必然加得多，养路费也交得多；车开得少，路损耗少，养路费也交得少。对于外地牌照的车也公平，你在哪里使用道路多，就在哪里交养路费，避免了别人补贴，也用不着补贴别人，公平合理。

政府的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作为老百姓的一般心理，要他们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总是要皱眉头的，但是往他们身上花钱都会喜笑颜开。所以，一般政府采取的办法应该是“取之于暗处，予之于明处”。不知不觉地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大张旗鼓地往他们身上花钱。把养路费打进油价，就是取之于暗处，这节约了车主排队交税的时间，同时也节约了政府追缴税款的成本，确保了税收的收缴率，只要你的车开动就得加油，只要加油就得交税，想逃也逃不掉。

政府过去干过一些把明处取来的钱花在暗处的事，其中最普遍的就是物价补贴和就业补贴。近年来，物价补贴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可是就业补贴的事情仍旧普遍存在。目前国内有许多老牌国有大企业早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但国家每年仍旧通过财政或信贷渠道为它们输血，其目的并不在于让它们创造效益，而完全是为了养活工人，以免他们大批失业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是吃力不讨好。有些老牌国有企业的工人是工人贵族，国家花钱养活他们，他们仍旧会牢骚满腹，觉得自己工资比别人拿得少。国家不如干脆把企业关闭，让工人下岗，然后用原来补贴企业的钱建立失业基金，把失业救济金直接发到下岗工人家里。给钱给在明处，花钱少还能买来好，至少能换来下岗工人的感激心和愧疚心，毕竟是社会其他企业养活着你们，还有什么牢骚可发？

最近，很多大学在开了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之后，又纷纷增加了行政管理硕士（MPA）的课程。我觉得，“取之于暗处，予之于明处”的道理，应该是他们的必修课。

（2002年）

让政府先办事后给钱

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予之于明处，取之于暗处》，说聪明的政府应该收钱在暗处，让百姓不易察觉，而给钱却在明处，让百姓感恩戴德。我举了海南省的例子，由于把养路费含进了油价，海南省是全国唯一不用交养路费的地方，也是唯一全境不收过路费的省份，我认为这是“取之暗处，予之明处”的典范。可是不久前重回海南的一次经历，改变了我的观点，让我对海南省这个典范的意义有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1997年，我在海南一家拟上市公司当总经理。那时公司的资产分布在海南省东西沿岸的海口、儋州、东方、乐东、三亚、陵水、兴隆等地，每一次考察项目，我都要开着吉普车走西线公路（国道）从海口到三亚，然后再从东线高速绕回海口。那时海南的道路状况很差，东线高速只修好了单边，而西线公路沿途坑坑洼洼，甚至很多路段连柏油都没有。环岛绕一周不过700多公里，可每次都要花三天时间。但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全程不收一分钱的过路费。一脚油门踩到底，多年来一直是海南省引以为自豪的名片。

这一次去海南，我又重走了东方至三亚之间的一段西线公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当年的路况依然照旧，甚至穿过城镇的国道路面照样坑坑洼洼，雨后积满了污水，汽车一过溅起一片水花，让路边商铺的客人避之不及。这一场景让我仿佛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中国今天的领土。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内陆的公路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我1994年刚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全国只有唯一的一条京津高速，可是今天全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已经基本联网，公路四通八达，中国人只花了15年，就达到了美国人干了50年的水平。可是在这个全国唯一不收过路费的地方，这10多年竟然白过了。不但国道仍旧保持原貌，即使是两条已经完工的东西线高速，也已年久失修，被网民称之为全国最差的高速。

由于交通落后，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依旧，街头仍旧跑着由拖拉机和小卡车改装的帆布篷“公交车”，上学的孩子们像货物一样被装在四面漏风的车斗里，而售票员一脚踩踏板，一手抓着车筐大声地吆喝着。满街跑着依旧是当年那些由摩托车改装的“出租车”，司机是清一色戴着斗笠和墨镜的妇女，在炙热的阳光下用头巾把自己的脸捂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就像恐怖主义分子。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18年来，海南省人民和游客支付着全国最贵的汽油费，却使用着全国最差的公路。当地政府钱倒是拿了，可事情办得很糟糕。收了18年的汽油税，连这几百公里道路都没有修整好，而同期的18年里，内陆各省市却诞生了7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和200万公里的二级以上公路。

今天，人们都在说中国高速公路是全世界收费最高的公路之一。可是这巨大利益的诱惑，却换来了15年赶上美国的发展速度，这钱倒也花得其所。不难想象，如果内陆各省市也学美国（海南就是学美国）那样把养路费含进汽油费预收了结果会如何？海南的今天就是结论。

内陆的经验和海南的教训告诉我们，老百姓与政府做交易，一定要坚持先办事后给钱，决不能先给钱后办事。我们宁愿承受后面更高的费用，也要让它先把事给办了。多花点钱没关系，但至少这钱要花在明处，要花得物有所值。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与其被人黑灯瞎火地劫，不如被人明火执仗地抢，两害相权取其轻。

（2010年）

应补贴买方而非卖方

政府的补贴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这些补贴一般用于两个领域：一是需要鼓励和扶持的行业，二是需要救助的弱势人群。但是这些补贴的资金怎样使用，其结果却大相径庭：用得好可以加速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用得不好则不但会造成巨大浪费，同时还会滋生贪污腐败。

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补明不补暗，二是补需不补供。也就是说，补贴的钱要花在受惠者看得到的明处，不能花在受惠者看不到的暗处，同时补贴消费者的效果优于补贴生产者。可是我国政府的补贴却往往违反这两项原则，干了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正需要补贴的对象没得到好处，纳税人的钱反而流进了某些贪官污吏和弄虚作假者的腰包。

例如，为了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国家专门拨款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农民工的专业技能。补贴的对象是职业教育机构，它们可以凭着受过培训的民工的身份证名单，向政府相关部门领取补贴款。结果全国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了一大批虚假培训机构，与某些部门的腐败分子联手合作，套取国家的补贴资金。他们在集市上以一些小礼品为诱饵，骗取农民工的身份证资料，然后拿着一大串名单向国家要钱。某些负责审核的政府部门主管被他们买通了，双方坐地分赃。这种暗补生产者的结果显然得不偿失，那些真正需要被补贴的对象（农民工）完全被蒙在鼓里，根本没有得到应得的救助。

国家对涉农、节能、环保、高科技、文化等产业的补贴，都是由企业申请报批，政府部门审核批准，然后通过项目扶持资金及低息贷款的方式把钱直接拨给企业，或者通过减免税收抑或贷款贴息的间接方式对企业进行扶持。这种补贴方式的结果，加剧了同类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那些善于搞政府关系甚至善于弄虚作假的企业往往获得了利益，而很多踏踏实实开拓市场的企业，因为无法获得资金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或者面临淘汰。获得补贴的企业虽然增强了外部的竞争力，但是却降低了内部的竞争动力。好比坐车虽然比走路快，但却会因为缺乏锻炼而造成自身体力下降。

政府补贴低收入群体的办法同出一辙，首先对补贴性产品进行限价管制（例如，粮食、水电、公交费、限价房、学生食堂等），然后作为利益交换给予生产企业资金补贴、廉价资源（例如，土地）或减免税收的优惠。事实证明，这种补贴方式造成的结果几乎无一是处。首先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受补贴企业享有了特权便失去竞争意识，既然不能从价格上盈利，它们自然就会打主意压低成本，因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其次会鼓励寻租行为，补贴的利益很大一部分会被中间审批环节的官员所侵占；最后是无的放矢，由于鉴别主要针对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反而使不该受惠的高收入人群抢先占了便宜。

如果换一种思路，政府从补贴生产厂家转为直接补贴消费者或购买方，效果将会大相径庭。首先是不会破坏公平竞争机制，其次可以杜绝中间环节的腐败现象，最后使受补贴者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得到了实惠，并心存感激。另外，纳税人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钱花得物有所值，会提高他们纳税的积极性。

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而补贴生育妇女。孕妇可以得到助产券，持券到她选择的医院去生产，之后产妇可以凭孩子的出生证申领婴儿消费券，到任何一个超市去购买奶粉和尿布等婴儿用品。助产券和婴儿消费券相当于专用货币，只限定于其可以获得的产品及服务种类，但并不限定在某一特定医院或特定超市使用，政府也不限制价格，等量的代价券可以低价换来较多的低质产品，也可以高价换取较少的高价产品，总之谁的服务和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就会收获更多的代价券，然后拿着赚来的代价券到政府那里兑现货币即可。面对消费者手中的代价券，所有的医院和超市都必须公平竞争，申领补贴的消费者也不会对主管的政府官员进行贿赂。

国家对教育、医疗、住房同样可以采取上述方法，把代价券直接发放到需要补贴的消费者手中，让他们持券去自由选择学校、医院、商品房等，让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公平竞争这些客户，政府也没有必要限制价格，一切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政府只要负责兑现回笼的代价券就可以了。

补贴某些需要扶持的行业，也可以采取相同原则。要补贴就直接补贴农民，而不要补贴那些农资生产企业；直接补贴高科技产品和节能环保产品的使用者，而不补贴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如果实在需要补贴生产者，就必须所有同类企业一视同仁，以免产生不公平竞争。例如，国家对清洁能源电站的电价补贴，就是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一律雨露均沾。

补贴生产者的结果，是让同类生产者站到不同的起跑线上，培养了特权企业，而让消费者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使强势群体更容易抢到便宜（例如，经济适用房）。补贴消费者的结果刚好相反，使生产者永远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让消费者站到不同的起跑线上，使弱势群体优先获得利益，最后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结果。

用发放消费券的办法补贴穷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倡的。但是很多政府对此并不热心，其主要原因是基于本位利益的考虑。一是鉴别穷人的工作量太大，会大幅度提高管理成本；二是补贴生产者更有利于得到寻租收益，容易以权谋私。另外还有些学者担心，以补贴方式追求结果的公平将导致机会的不公平，会养懒罚勤，鼓励那些搭便车的人。

不过我还是赞同弗里德曼的观点。补贴生产者和补贴消费者各有利弊，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补贴消费者，政府固然会增加鉴别穷人的管理成本，但同时会节约鉴别生产企业和价格管制的成本，另外还可以节约审计反腐的额外成本，综合管理成本并不一定增加。即使增加一些管理成本，为了不影响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也是值得的。

为了降低养懒罚勤的弊端，可以用差额补贴法向低收入者发放基本生活品的消费券，例如食品券、住房券、教育券、医疗券等。劳动者找工作与企业老板议价工资，超过法定工资底线的按协议工资执行，未达到法定工资底线的，差额部分国家用上述消费券给予补贴。这样一来，纳税人的钱就不会用来养活摩擦性失业的懒人，而能够真正补贴到那些愿意劳动的穷人头上。

（2008年）

寅吃卯粮和寅种卯粮

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一位美国老头和一位中国老头在天堂门口聊天，美国老头说：我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在归天之前还清了买房子的钱。中国老头说：我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在归天之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

不考虑物价因素，两位老人一生的劳动和所得是相同的，都是一所房子的钱（美国老头的银行利息和中国老头的住房租金抵消），但是不同的是美国老头一辈子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中国老头一辈子没自己的房子住。这个故事生动地隐喻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典型生活方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寅吃卯粮，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寅种卯粮。

寅吃卯粮是信用社会的行为方式，说白了，就是今天花了明天的钱，当代人吃了子孙的饭。这种行为方式的形成有其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美国人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子女成人之后就独立门户了。每一个核心家庭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子女没有义务替父母还债，美国人只认夫债妻偿，不认父债子偿。因为夫妻属于一个公司的，而父子不属于一个公司。美国人不用养儿防老，留给子孙的钱要交遗产税，要被政府砍一大刀；美国人也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债务会贻害子孙，身后的债务有保险公司担着，追不到子女头上。所以美国人的钱是不花白不花。

寅种卯粮是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今天耕种，明天收获，当代人为子孙打工积累，做牛做马。这种行为方式亦源于中国以往的国情。传统的中国家庭几代同堂，就像一个集团总公司，每一个核心家庭都是这个大家族下面的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地位。总公司内部实行无限责任制度，总公司的盈利积累由各分公司分享，同样，分公司也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总公司的债务。父业子承、父债子偿，是中国人公认的规则。家庭的长辈作为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要对下属分公司负责，寅吃卯粮就等于把留给子孙的种子吃光了，自然不行。

就当代人的利益而言，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自然比寅种卯粮的生活方式优越得多。美国人一辈子什么都享受了，临死也不遗憾。可怜那位中国老头，辛苦了一辈子，却无福享用自己赚来的房子。

那么对于子孙而言，寅种卯粮的生活方式是否就具有优越性了呢？看来他们也未必会感谢长辈为他们节衣缩食所付出的牺牲。现在中国也进入了过剩的市场经济社会，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甚至摆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光积累，不消费，如何扩大今后的经济规模？如果没有逐渐扩大的经济规模，就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留给子孙，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子孙总不能靠长辈留下的积累过一辈子，留给他们现成的财产，还不如留给他们工作机会和发财的机会。

（2002年）

给饭碗的和抢饭碗的

美国对于移民的控制越来越严，仍旧挡不住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可是美国移民局并不是对所有非法移民都一视同仁的。

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后，用自己带来的钱做一个小生意，当上了小老板。一般来说，只要你不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照章纳税，美国移民局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非法移民就这样在美国扎下了根，他们只要在美国境内熬过17年，就可以被追认为美国的合法居民。在他们非法居留期间，他们的活动只受到三种限制：第一是不能参加选举，因为没有政治权利；第二是不能出入境，因为出去就别想再进来；第三就是不能工作，任何一个正规的美国公司都需要你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至于其他，干什么都没有妨碍，结婚生子，买房置地，炒股票，做贸易，没人管你。

但是美国移民局对非法工作的移民却毫不留情，经常对非法移民劳工集中的行业，如餐馆、农场、建筑工地、服装玩具加工厂等，进行突然袭击，把搜捕到的非法劳工遣送出境。尽管这些非法劳工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但是移民局割起韭菜来绝不手软。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老板和非法移民的劳工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呢？开始我一直不解，后来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非法移民的老板可以为美国创造饭碗，增加美国合法居民的就业机会，而非法移民劳工是在和美国居民抢饭碗，增加美国合法居民的失业机会。美国政府一点都不傻。

然而，我在中国看到的现象刚好相反。境外人员要想在国内办一个企业，会受到诸多限制，而境外人员在国内就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规定的限制。给中国人提供饭碗要过五关斩六将，而与中国人抢饭碗则如出入无人之境。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2002年）

人口众多未必是负担

在美国读书时，常有联合国的退休官员给我们上课。他们喜欢和我讨论中国的问题。有一次一个教授问我，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说是人口负担。他听了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

“你们中国是非常有前途的国家，我一点也不为它担心。”他说。作为联合国的官员，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新独立的亚非拉小国。这些迷你国家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缺乏足够养活现代工业的人口。例如制鞋业，一个现代化大工厂一天的产量就足够它们全国居民穿一年了，那么第二天的产品卖给谁去？出口？你的产品质量凭什么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任何一个民族工业走向成熟都需要时间，在此，期间只有靠国内市场将它养大。这好比一架飞机起飞前需要在跑道上滑行疾驰。而这些迷你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足够长的跑道来支持民族工业的起飞。

然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足以养得起任何工业。巨大的国内市场好比为民族工业提供了一条条足够长的跑道，足以支持巨型飞机起飞腾空。国内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筹码，可以用它来交换资金和技术，以空间交换时间。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民族工业通常是怎样在这个跑道上起飞的。

1.对于世界领先的技术产品，首先要有一个可以向其敞开的市场，大量吞进其最终产品。

2.一段时间后，当国外跨国公司发现国内市场的销量足以超过一个独立企业的投资成本时，就在国内建立生产线，直接生产内销。

3.外资生产线将为国内培养整批生产技术人才，使我们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生产线，并逐渐做到大部分部件国产化生产，但是还需要从国外进口技术和核心部件。

4.最后在国产化生产基地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研制出具有独立产权的同类技术产品，不但夺回国内市场，同时挤进国际市场。

中国的家用电器行业，就经历了上述经典的起飞过程，它现在具备的实力已经可以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市场横行了。没有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为它提供的超长跑道，它何以突破各大工业强国的重重围困强行起飞？

市场的筹码不但可以交换技术，还可以交换任何东西。美国动不动就叫嚣要制裁其他国家，它凭什么制裁？最终不是靠技术、靠飞机导弹，而是靠市场。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老百姓没有美国的技术照样过日子，但是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活不下去了，不知多少企业要破产，不知多少工人要失业。所以难怪美国一打喷嚏，许多国家就感冒；美国一叫唤，许多国家就哆嗦。

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市场也终有一天会成长到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很多人担心入世会使中国陷入贸易逆差，其实逆差没什么可怕的。美国常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逆差国，可照样在全世界吆三喝四。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玩笑，若中国真有本事欠全世界几千亿美元，恐怕说制裁谁就可以制裁谁了。这年头，你欠债主100万元，你怕债主；你欠债主100亿元，债主怕你。这“杨白劳”不能当小的，要当就得当大的。“小杨白劳”忍气吞声，“大杨白劳”横行天下。这个世界就通行这个逻辑。

“杨白劳”小了会受“黄世仁”欺负。人家可以轰炸你，把你炸趴下为止；人家也可以禁运，把你饿晕了完事。可是对“大杨白劳”，谁也没有办法，不能打，怕打急了和他玩氢弹，谁要是敢和世界1/5的人口开战，怕今后就永无宁日了；也不能吓，万一破罐子破摔倒了账，全世界稀里哗啦垮一大片跨国公司。不能打也不能吓，只能哄，好吃好喝地小心伺候着，等你缓过劲来好还钱。

现在看来，我的老师说的一点也不错，人口众多真不是问题。没有十几亿的人口，就是想当“大杨白劳”都未必够资格。

（2002年）

人民币贬值毫无道理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来势汹汹，国内纷纷传言人民币即将贬值。一个朋友找我兑换美元，宁愿出比外汇牌价高得多的价格。我对他的恐慌不以为然，认为人民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贬值。我们打了一个赌。结果我赢了。

人民币没有可能贬值是出于常识判断。一个国家的币值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它的平价购买力；二是它的供求关系。就和任何一个产品一样，平价购买力相当于它的直接成本，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围绕成本上下浮动的幅度。

和美元相比，人民币的平价购买力要远远高于其汇率价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在美国拿1000美元的月薪，只能过穷人的日子，勉强度日。而一个人在中国拿8300元的月薪，则可以过中上等的日子，吃香喝辣。如果按照两个国家货币平价购买力计算，人民币价值被大大低估了，它只有升值压力，而绝无贬值可能。

一个国家货币的供求关系取决它的国际收支状况。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出超国，也就是说许多中国出口企业需要把它们赚的外汇换成人民币；中国同样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外资流入国家，账面上的外资流入额远远大于流出，外商在中国投资需要把外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以上两个因素说明中国的国际收支账面出超，人民币应该求大于供，其汇率也没有可能向下浮动。

说人民币没有必要贬值是出于利弊权衡。人们预言人民币贬值的理由是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造成这些国家出口产品价格骤降，使中国出口产品失去相对竞争优势。只有让人民币贬值才能扭转中国出口贸易的被动局面。这一主张纯粹是舍本求末的短浅之见。

金本位之后的现代金融体系基本上建立在人们的信心之上。如果人们对银行失去信心，纷纷到银行提款，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免于崩溃。不妨看看中国周边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如何倒塌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被债务压垮，而是垮于信心崩溃。兵败如山倒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在风声鹤唳之时，只要前排的士兵后退一步，数万大军可以在顷刻之间溃不成军。台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它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还不算太坏，不至于被败兵冲垮，可就是决策者贪图蝇头小利，企图降低汇率扭转出口颓势，结果只退了一步，就扣动了信心恐慌的扳机，整个经济一泄如注。

在当时那个败兵如潮的环境下，唯一可能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因素就是人们的信心动摇，事实上国内当时已经有不少资金套汇出逃境外，其中包括找我兑换美元的朋友，这种恐慌一旦汇成洪流，就有可能在事实上扭转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形成国际收支账外逆差。当时中国政府一再斩钉截铁地宣称人民币绝不贬值，确是大智大勇之举，它撑住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构筑了亚洲经济崩溃的底线。要知道，人民币汇率当时只要退了第一步，便会一溃到底，后面哪一道防线也守不住。届时，中国台湾和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便是中国大陆的下场。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而且还略升了一点儿。在中国入世之际，人民币贬值的传言再一次流行。不过我当时仍然认为，从基本面分析人民币没有贬值的道理；非经济性的外汇外流，是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唯一压力。这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引起的，所以很多人需要将人民币套汇转到境外，以备不时之需。人们抛人民币套购外汇的行为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入世之后，人民币向自由兑换货币的转轨进程恰恰可以减轻人们对资产安全的担心。既然人民币有自由兑换的可能，不但套汇外逃失去意义，原来外逃的大批外汇也有可能回流，届时人民币反而会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

不信吗？咱们打个赌。

（2002年）

全球消费者联合起来

中国入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问题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观察问题。

如果你属于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例如垄断型国有企业，那么当然是弊大于利，WTO的很多限制条款就是用来对付国有企业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如果我们站在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观察问题，那么结论一定是利大于弊。它只涉及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

谁是中国入世的受益者？毫不含糊的答案是：消费者。我之所以敢使用“毫不含糊”的字眼，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所有消费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二是只有消费者的概念可以涵盖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无一例外。

谁是中国入世的受害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含混不清了。不久前，很多专家在报刊上分析，入世后哪些行业将面临挑战，哪些行业将获得机会。我看了半天也不知所云，其实哪个行业都会有机会，也都会有挑战。由于生产者之间的立场各异，说什么都白说。

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成为一个消费者，但是他未必一定会成为生产者，更不一定会成为受到入世冲击行业的生产者。因此，立场统一的消费者绝对数量一定远远大于立场各异的生产者，所以受益者一定会大于受害者，中国入世利大于弊。解这道算术题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全体大于局部。

从前有一句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看来，全世界的劳动者根本就联合不起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但凡世界贸易组织开会，在门外举牌子示威的一定少不了劳工组织。

谁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动力？消费者。全世界只有一种人可以联合起来，就是消费者。因为他们的利益没有冲突，立场绝对一致。世界各国抵制洋货的运动大多是生产者（包括劳工和资本家）发动的，但结局总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原因是消费者没心没肺，他们没有政治立场，他们超越民族感情，他们无视既得利益，他们一心只扒拉自家的小算盘，哪里物美价廉就往哪里冲，挡也挡不住。和消费者作对就等于与人民为敌，下场多半不得好死。

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天下一统。

（2002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

有朋友对我上述算术题的结论不以为然。他们反驳说，消费者固然是绝对多数，但是消费者受益的前提条件是他们有收入，如果民族工业在国际竞争中被挤垮，造成消费者大批失业，他们又从何受益呢？

说得好，消费者受益的前提是保证就业率。这确实是政府在中国入世之后要关注的首要问题。过去我们政府抓的头等大事是经济发展，入世之后，经济发展无须政府操心了，蜂拥而入的跨国公司一定会为中国市场带来繁荣，政府需要操心的头等大事是就业。

即使从就业的角度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是利大于弊。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且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或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

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优势最终取决于其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其剪刀差越大，竞争势能越强。但是除非经历战争和灾难等特殊情况，劳动力素质和价格通常都是同步增长的。由于工资刚性规律，劳动力的价格在一段时期之后终究会在某个台阶上失去竞争力，迫使该国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从美国、日本等工业强国，到亚洲四小龙，无不经历过这一过程。

在世贸组织所有成员方中，日本是唯一走完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全部台阶的民族。日本拥有1亿人口，产业升级走了30年，最后由于失去竞争势能陷入今天的危机。而中国拥有13亿人口，这个产业升级之路将何其漫长，不难想象。由于巨大的农村人口的压力，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将会长久地在今天的水平上徘徊。低工资必然带来低物价，国民收入的实质性提高将通过物价的降低而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价格大战不可避免。

当今中国各个行业的价格大战之残酷几乎创世界之最。对此我们的舆论界异口同声地抨击说，“中国人善于内斗”。它们以日本家电为例，盛赞其提高档次而避开价格大战的明智决策。可是话音未落，日本的家用电器在中国市场就开始了集体跳水，价格大战从内战变成国际混战，从家电波及汽车，以致外国有学者惊呼：中国在出口通货紧缩。

中国市场的潜力令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垂涎欲滴，可是这个市场是那么好占领的吗？没那么容易。想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参加价格大战。可是在价格大战中，中国产品的价格可以跳水，外国产品的价格想跟着跳都跳不成，只要它们在中国的销售价格低于其在本国的价格，就会碰到世贸组织的禁区：低价倾销。

外国企业既想占领中国市场，又要避开低价倾销的雷区，出路只有一条：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纷纷把它们的生产线搬到中国来（一定会的），那么中国的就业问题还用担心吗？那时候，中国就真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工厂了，然后就成为全世界的购物天堂。

21世纪以来，我常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过去我总是大包小包地从美国买东西扛回中国，今天反过来了，常常是从中国大包小包地往美国扛东西了。今后，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外国人专门到中国购物旅游。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对消费者有利，对劳动者也有利，利大于弊。（2002年）

很多企业是被撑死的

2008年全世界进入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受其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大批依赖外贸生存的企业也纷纷进入严冬季节。东莞最大的玩具企业倒闭了，员工遣散；浙江最大的纺织印染企业倒闭了，老板卷款潜逃。消息传来，全国一片风声鹤唳，中小企业各个噤若寒蝉，仿佛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一旦登陆，将会是灭顶之灾。连龙头企业都垮了，何况中小企业。危巢之下，安有完卵？

其实，只要你仔细看一下上述龙头企业倒闭的详细报道，不难发现它们的破产与美国人没啥关系，完全是由于资本运营的失误造成的。企业经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产品运营，二是资本运营。产品运营的好坏，决定企业的优劣；资本运营的好坏，决定企业的生死。这些倒闭企业的老板都是在资本运营上犯了同样的错误，把企业正常运营的资金抽出来，去炒股票、炒房地产、买矿山。这些行业都是2007年的泡沫行业，价格一路飙升，他们本想在这些领域里炒作一把，转手赚了钱再回来。这样赚钱当然比辛辛苦苦做加工业轻松得多。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价格跌了，正常的运营资金被套进去回不来了，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欠了一屁股债，只好逃之夭夭。

企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为两种：一是系统风险，二是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又被称为外部风险，即企业所处的系统（社会和市场的生态环境）出了问题；而非系统风险则是内部风险，是因为经营决策失误而酿成的风险。海上起风浪是系统风险，船出故障是非系统风险；世界金融危机属于系统风险，而企业自身财务危机则属于非系统风险。上述龙头企业之所以倒闭，根本原因显然是非系统风险，他们显然不是被美国人减缩订单饿死的，而是被自己吃进去的资产撑死的。

俗话说：天作孽尚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这话一点不假。

（2008年）

是谁把企业逼上绝路

全球金融危机，加工业密集的珠三角和浙江沿海地区成了重灾区。企业成片倒闭，工人大批下岗。很多人都在问，谁之过？

美国人成了最好的替罪羊，次贷危机让美国老百姓捂紧了钱口袋，进口需求降低了，造成了中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困境。这种解释从逻辑上并没有错，但是没有说到点子上。世界市场需求降低，的确会造成很多出口企业的困境，但是困境并不一定意味着倒闭，正如生病不一定会死亡一样。就算危机有可能淘汰一批小企业，但是仍不至于危及规模企业的生命。实际上，如此大面积的破产和失业风潮，真正原因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资本运营领域的操作失误，企业正常运营的资金被投入股市和房地产，造成资金链的断裂；第二个原因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公布，它破坏了企业自我减肥的机制，把企业逼上了绝路。

世界上头号的难题是什么？答案是“减肥”。人体需要减肥，社会也需要减肥，企业同样需要减肥。人若失去了自我减肥的调解机制，就会死于心血管疾病；社会失去了自我减肥机制，会毁于动乱和革命（见本书“减肥是社会头号难题”部分）；企业若失去了自我减肥的机制，最终逃不出破产的宿命。即使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巨人企业，失去了减肥机制照样不可救药。它的管理者祈求政府救援是找错了对象，他们应该去和工会谈判，而不应当去和政府谈判。工会若不让步，政府也救不了它。

劳动者的收入要逐步提高，对此无人有异议，甚至所有企业老板都有心理预期准备。但是这个过程需要靠市场机制调节，想凭借一纸法律在一夜间实现，无异于拔苗助长。不过，仅仅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还不足以构成老板最终关闭企业的理由，促使他们宣布破产或者干脆携款潜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无期限合同”的规定和辞退员工的惩罚条款。正是这些条款，把劳动力从变动成本变成了固定成本，毁掉了企业自我伸缩的减肥机制。

在市场机制中，企业自有应对危机的办法。市场需求萎缩了，过去美国人买100件商品，现在只能买50件了，企业就少进一些原料，少借一点资金，裁掉多余的劳动力，收缩产能休整过冬。这些都不至于让企业死掉，只要能保住骨干力量，就能够为来年春天的扩张留下反攻的支点。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掠过中国的时候，许多沿海加工企业不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吗？可是这一次，很多企业熬不过去了，裁员不但不能节约成本，反而会使企业的成本剧增，更重要的是会引起大面积的法律诉讼，这是哪一个企业老板都无法承受的。东莞一位法官抱怨说，他2008年接了将近5000个官司，几乎全是员工控告老板，搞得他疲于奔命。法官尚且如此，作为被告的企业家的感受可想而知了。企业只有一个法人代表，可是员工成百上千，一旦被这类官司缠身，他就什么也不用干了。企业减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还不如关门大吉呢，留着它干什么？

没有人会怀疑，起草新《劳动合同法》的专家们都出于好意。他们要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取福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安全感，以此来拉动内需。可是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的效果完全出乎意料。企业大面积的倒闭引起了大面积的失业，2000万农民工返乡，6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招工变得越来越谨慎，本来可以试用一段时间再决定续聘，可现在连试工都不敢了，宁愿不招。企业的谨慎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员工不敢轻易跳槽了，离了这条船下一条船能不能上去还不知道呢；二是大学生和失业者找工作更困难了，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待遇。没想到的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发点是为劳动者谋福利，可是劳动者恰恰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企业的老板混不下去，大不了关门破产。这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他们早就把自己生活的钱留足了。企业关门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员工，他们将因此失去生活的依据。

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是无端挑起阶级斗争的情绪。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进程，劳动者已经逐渐习惯了无形之手的裁决，阶级觉悟日益淡化。可是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再一次启发了劳动者的阶级觉悟。劳资两大阶层的对立情绪骤然陡升，再加上随之引起的大面积失业，将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企业家张茵在政协说了几句批评新《劳动合同法》的话，结果在网上遭到围剿，差点儿被唾沫淹死。这件事情预示着一个更为严峻的后果，使修正错误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劳动者是社会的大多数，谁也不愿意冒犯众怒的风险。本来人大和政协就是一个让各种利益团体表达意见的地方，张茵代表的企业家即使属于少数人，也应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大多数人不一定代表真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实，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新《劳动合同法》的弊端，甚至出台了很多政策试图修正错误，但都无法与法律抗衡，无力扭转大局。一个如此强势的政府在这部法律面前都显得如此缩手缩脚，不敢轻举妄动，事态之严重可想而知。在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吃够苦头、真正认识到此法弊端之前，如果谁敢轻言修改此法，张茵就是他的下场。

经济学家张五常看到新《劳动合同法》后大惊失色，捶胸顿足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也许很多人不同意张五常的观点，但我和张老先生颇有同感。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犹如一辆战车，靠四个轮子推动：第一个轮子是能源，第二个轮子是土地，第三个轮子是资金，第四个轮子是劳动力。在这四个基本的经济要素中，中国唯一具有优势的是最后一个要素。首先，中国能源短缺，决定国际能源价格的主动权又不在自己手里，中国需要看人眼色，处处被动应对能源价格的波动；其次，土地价格受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被炒上了云端，以致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让整个社会不堪重负；最后，尽管国民的高储蓄率使中国的资金足够充裕，但由于国内金融管理机制的低能造成了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令大部分民营企业常年处于极度的资金饥渴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这辆战车跑得飞快，能保持平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全靠最后一个轮子驱动。现在，新《劳动合同法》把这最后一个轮子的气给泄掉了，张老先生岂能不捶胸顿足。

最要命的是，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可逆的，但是唯有劳动力的价格不可逆，只能升不能降，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刚性规律。人们对收入的期望值一旦被提高了，就很难再降低。所以社会平均工资曲线，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曲线。当一个民族的平均收入与它自身平均素质的剪刀差消失的时候，或是前者超过后者的时候，这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就丧失了。除非碰到社会动乱、战争、危机、灾难等极端情况，使人们的期望值再次降低，否则社会将陷入增长乏力的泥潭。日本100年的发展曲线和今天的困境，充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见“期望值中隐含的学问”）。

（2008年）

老板和员工谁养活谁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到底是老板养活员工，还是员工养活老板”的问题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同时也是个概率计算的问题。

老板投资企业的初期，肯定是不赚钱的，因此他们必须首先养活员工，这个阶段是哪一个企业都绕不过去的，此时是员工在分享老板从前创造的剩余价值。后来，当企业开始赚钱了，前期投入的资金还本了，老板就可以躺在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上享福了。

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老板养活员工是肯定的，但是员工养活老板却不一定。因为有很多企业还没有熬到盈利阶段就夭折了，对这些企业而言，等于老板就白养活员工了。统计表明，在投资回收之前就倒闭的企业占了一大半，这说明老板养活员工的概率比员工养活老板的概率更高，因此前一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

有一次招聘员工，我给了应聘者两个选择：一是当老板，二是当员工。

如果他们选择当老板，公司将为他们提供创业条件，例如提供少量注册资金，并可以使用公司品牌等，由他们自己去开拓市场。但是在创业阶段他们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只有当企业赚钱了，他们才会从利润分成中获得自己的收入。如果他们选择当员工，则从第一天起就可以拿到固定工资，当然要比当老板的利润分成少得多。

绝大多数的应聘者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们放弃了剥削剩余价值的大好机会，而宁愿选择被人剥削，一定有其道理。那些谴责老板剥削员工的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只见贼吃内，不见贼挨打。

投资的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牺牲享受，明天享受牺牲。后来的享受是要用先前的牺牲来博取。天下的老板们如果不投资肯定是富人，但投了资则有可能变成穷人。因为老板是用今天的确定性去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员工是用别人的不确定性来获取自己的确定性，这期间的利弊，每一个人都会计算。

我是天使投资人，从事的行业是风险投资。我不知道别人的企业如何，至少我的企业中都是我在养活员工。大部分企业都没有活到它们养活我的阶段就夭折了，只有个别企业渡过了创业期，可等到员工有能力养活我了，这企业就该卖掉了。所以我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剥削的快乐，因此我只能用立场决定观点，“屁股指挥脑袋”。

（2008年）

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在一般人眼里，企业家总被认为是强势群体，而劳动者被认为是弱势群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员工是劳动力的卖方，而老板是劳动的买方。即使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买的也不如卖的精。表面上老板拥有签约（雇用）的主动权，但是买卖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老板不可能比员工更了解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工作态度。于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老板处在明处，而员工处在暗处，老板支付给员工的工资额是确定的，但是员工能够为企业创造的效益却是不确定的，从这个角充来说老板的风险是大于员工的风险的。从这个视角出发，老板反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果是处在劳动力的卖方市场（例如，高新科技企业），老板甚至处于绝对的弱势。

在有较长试工期限的前提下，老板还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员工的简历自述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以解雇修正错误。可是如果把这个考察期压缩到最低限度，老板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发现员工能力的虚假质量，便有可能铸成大错，以后需要花更大的成本才能纠正错误。这无疑更增加了老板的相对弱势。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平等是机会均等。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双方修正错误的办法都是解除雇用协议。可是企业是固定的，员工是流动的，两者违法的机会不均等。老板若是炒员工，需要依法付出补偿代价，如果没有补偿，员工总是有办法追究的，而且官司总能打赢。可是员工炒老板，往往无须付出代价。协议规定员工辞职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企业，可是员工往往轻易违约，发了工资之后就拍屁股走人了，甚至有可能带走企业的技术资料和客户资料，使企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可老板对此往往无可奈何，茫茫人海你上哪里去追究？大象和蚊子之间各有优势，岂能一概而论？

企业家在公众场合下露给人们的总是风光和强势的一面，可是他们承担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焦虑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社会中是少数，若按人头数票他们处于绝对劣势，但是他们却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中坚力量。人们都愿意为他们做事，因为可以得到报酬；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说话，因为容易得罪大多数劳苦大众。（2008年）

中国最缺的不是内需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国内沿海加工企业过于依赖国际市场，是因为内需不足。我曾经向浙江、福建、广东的很多企业家做过调查，发现他们的说法和经济学家的判断似乎有些区别。他们说，他们宁愿忍受国际市场的萧条和杀价，也不愿与国内的经销商打交道，因为国内的商家习惯于拖欠货款，总是搞得他们捉襟见肘。所以他们宁愿放弃国内市场不做，也不冒当黄世仁的风险。经济学的原理证明，资产总是朝着流动性更强的地方移动，国内厂家之所以舍近求远，说明国内的信誉风险阻碍了资产的流动性，是海外市场相对较好的信誉环境吸引了他们。

对于生产厂家而言，欠款的风险要远远大于需求不足。订单不足，它们大不了减产，虽然收入减少了，可是变动成本也会相应减少。可是你生产出来交了货，最后收不到钱，就等于连成本一块贴进去了。前者是多赚还是少赚的问题，后者是多赔还是少赔的问题。

2009年春节过后，北京农展馆连开几届出口转内销的展销会。其火爆场面令所有低估了国内百姓购买力的经济学专家大跌眼镜，也让所有参展的外销企业出乎意料。这说明，中国度过这场金融危机，最缺的不是内需，而是信誉。一个良好的信誉环境，一方面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资金的需求。一把钥匙可以同时打开需求不足和资金短缺的锁，可谓一石两鸟。

（2009年）

靠买房子养老不靠谱

最近人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莫过于房价。很多人见到我总是要问：你说这房价会降吗？碰到这种问题，我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房价当然会降，这就像人当然会死一样，这是个毋庸置疑的真理。问题只是在于它什么时候降。

正如这个世界上没有长生不死之人，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只涨不降的东西。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房价会降，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没见过老虎吃人，就不相信老虎会咬人。这房价涨跌的周期我在纽约都见过三回了，价格最惨的时候甚至腰斩。你要是和美国人讨论房价会不会降的问题，他一定会认为你弱智。

其实中国还真经历过一次货真价实的房地产崩盘，这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岛，当年海口的房价一直垮到最高点的1/4，以致10年后都没有恢复到当初的最高点。很多中国第一代房地产开发商，从王石到潘石屹，都是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他们见过老虎咬人，因此对房价也比较敏感，一有个风吹草动，跑得比兔子还快。

坚持认为中国房价长期坚挺的人，总是在强调中国社会的刚性需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理由有点悬。据社科院一份房地产白皮书的数据统计，中国城镇居民的房屋自有率已经达到了85%，真正的刚性需求来自那些进城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可是这些人怎么可能买得起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满足他们刚性需求的只能靠政府的廉租房和限价房。让人疑惑的问题是，那些万元以上又销售火爆的房子都卖给了谁？

看来支撑房价的最终还是投资需求。投资者的动机无非有三种：第一种是买房子增值，倒手赚一把；第二种是买房子保值，抵御通货膨胀；第三种是买房子出租，用不动产的收益养老。我觉得前两种人的动机无可非议，毕竟每个人都有权用合法的手段为自己谋利，只要能及时将资产出手，别在降价前砸在手里就行。可我觉得在中国最不靠谱的事情，就是靠买房子养老。先别说70年产权的限期，就看中国每个家庭的倒三角结构，就够你捏把汗了。

经过30年的计划生育，今天进入婚期的八零后几乎都成了独生子女。一对刚结婚的小两口，头顶都有两对五十多岁的老两口，而这两对老两口头顶，还有四对儿七八十岁的老老两口。几年后，老老两口们死了，会把四套房子传给老两口们，他们养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六套房子；二三十年后，老两口们死了，会把这6套房子传给小两口，加上小两口自己的房子，到他们该养老的时候，手中已经拥有了7套房子。如果每个家庭手里都有这么多房子，到时候房子会比租客还多，你还指望把房子租出去吗？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只能自住，到时候他们的养老模式会很潇洒：周一住A房，周二住B房，……，周日住G房。

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其实很多貌似复杂的问题靠常识判断足矣，不信你看今天的日本，那将是20年后的中国。20年，大家还有足够的时间逃跑，就看你能不能跑在群众前边了。

（2010年）

选个上市公司当股东

有一个朋友看了我上篇文章问：买房子养老不可靠，那你说投资什么养老可靠？

我的回答是：买股票。房子10年最多翻四五倍，再翻也翻不到天上去。可如果你选到一个好公司，10年可翻百倍，房价的增长是有限的，公司的增长是无限的。

他听了不以为然，道：中国的股票不分红，还不如买黄金呢。

我回答：买黄金不如买金矿。黄金也不分红，不如买金矿股票。金价涨，金矿股价必涨，不是一样的嘛。况且买黄金赚钱只能靠涨价，而买金矿可以量价齐涨，增值的幅度一定大于纯黄金。

中国有很多人，你若建议他们靠自己投资的企业养老，他们觉得靠谱；但是你若建议他们买股票养老，他们会觉得不着调。其实他们只需把一个问题想明白心就踏实了：买股票就等于选一个上市公司当股东，公司增长多少，你按比例分享。

投资一个自己的企业有很高的进入门槛，除了资金之外，你还需要缜密的决策、需要市场调查、技术研发、基础建设、质量管理，还要管一大群员工、要与客户周旋、要和工商、税务、环保等一大堆衙门打交道，最后还要追讨欠款，想起来头都大……可是投资一个上市公司却除了资金之外没有任何门槛，上述一切麻烦事都有专业人员替你打理，而这些专业人员又有证监会替你看管，到了时候必须向你股东报账，一切公开透明；而且你的投资用不着任何人批准，不看任何人眼色，甚至无需缴税，只要在电脑键盘上动一下手指就行了。请问，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简单，有什么投资比这更安全？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潇洒？

当然，这首先需要你选到一个好股票。不过再好的股票也会有涨有跌，可是你不必在乎它们的涨跌，你只要把心态摆正就睡得着觉了：你买的不是股票，你买的是公司。大不了给它当股东，跟着它成长。股票的涨跌只是过眼烟云，公司的增长才有实际意义。10年价值翻十倍的企业年均增长26%足矣，10年翻百倍的企业年均增长率只需58%，能找到这样的潜力股并不难，问题是你是否有足够的眼光抓住它，并且具备足够的耐心当它的股东。

你不妨试想一下，是给你自己创业的企业当股东风险大，还是给一个现成的上市公司当股东风险大？先不说你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实力上的差距，就凭资产的流动性就可以看出哪一个更安全。给自己当股东，你的资产将完全被套牢，一旦失败了你可能血本无归，而给上市公司当股东，你的资产仍旧保持高度的流动性，即使败了，你还有出逃的机会，再不济也有卖壳重组的机会，不至于全军覆没。

炒股炒成股东，人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调侃那些股市上的失败者。可是你若真的抱着给上市公司当股东的心态去炒股，说不定能发大财。巴菲特就是榜样。

（2010年）

开错了药方难治通胀

抑制通胀，被政府列为2011年的首要任务，而加息并收缩银根，又是政府抑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自2010年下半年起，央行连续5次加息，7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可是物价指数却一路攀升，从4%一直涨到6%。作为旁观者的我不得不说也不知是哪一位学者给政府开的这么一副不对路子的药方，纯粹是拿着治胃病的药去治疗肾病，头痛医脚。按照这种思路治病，病没治好，人先被治死了。

治病开方，首先要对症下药。今天国内CPI上涨，究其原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输入型通胀。国际市场上原油涨价、铁矿砂涨价、铜矿涨价、棉花涨价，这些大宗商品涨价推高了国内加工业的原料成本，水涨船高，产品焉能不涨价。可是央行加息，能抑制石油涨价吗？国家发改委能“约谈”必和必拓吗？纯属闭着眼睛出牌。

2.农产品涨价。农产品在CPI构成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可农产品大多靠天吃饭，这老天不是旱就是涝的，农产品歉收了焉能不涨价？你发改委“约谈”联合利华能管多大用场？它生产的牙膏肥皂在CPI中占不了多少分量，有本事“约谈”一下老天爷去？即使有些农产品涨价和老天爷没有关系，多卖了钱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这有什么不好？政府不是天天喊着要惠农吗？你不能一脚踩在惠农的油门上，另一只脚却踩在限制农产价格的闸门上，这不是左脚踩右脚嘛？

3.员工工资上涨。自2010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增长了20%，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涨了，另一方面多发的货币变成购买力冲进了市场，这一拉一推，物价焉能不涨。这个涨价因素你怎么打压？难道是想收紧银根，不给员工加工资？不是天天说要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吗？你不能一手在制定劳动者收入倍增计划，一手又在打压物价，这不是左手打右手嘛？

4.资金成本上升。这个因素恰恰是央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手造成的。银根紧缩逼得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到民间资本市场借高利贷，这个因素推动物价上涨比什么都更快、更直接。靠加息去打压物价，无异于浇油灭火，最后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懂得上述道理无需专业知识，拥有常识足矣。按照这种思路继续走下去，发改委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约谈统计局，编一套数据哄老百姓吧。

当然，抑制CPI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三个杀手锏其实就在政府口袋里。

第一招是大幅减税，政府让利，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在成本上涨情况下不涨价也能渡过难关。这一招最简单，也最有效，药到病除。这十几年，GDP年均增长10%，可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0%，现在属特殊时期，停涨一年行吗？

第二招是让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交易，解放原来所谓的小产权房。这一政策将直接导致三个效果：第一是大幅提高土地供给，将房价迅速打压下去；第二是让巨额资产冲进市场，像海绵一样吸收多发的货币；第三是让一部分农民迅速致富，兑现其财产性收入，大幅度拉动内需，继而拉动GDP增长，可谓一箭三雕。

第三招是人民币升值，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抵消输入型通胀。你石油涨价1%，我人民币也涨价1%，你不等于白涨了嘛。然后趁着人民币值钱了，赶紧从西方国家那里多买点想要的东西，把它们从泥潭中拖出来。社会主义救中国那是老剧本了，演出一把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才叫新篇章。

上述三个药方，保证药到病除，不过招招对政府都是考验：第一招考验政府的立场，第二招考验政府的胆识，第三招考验政府智囊们的算术水平。人民币到底该不该升值，让我们看一下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1.人民币增值对中国的消费者有好处，消费者=全体人民，因此对全国人民都有利。

2.人民币增值有可能对生产者产生影响，设生产者=1/2消费者；因此只对1/2人民有影响。

3.在生产者中，人民币升值对进口导向的企业有好处，而只对出口导向的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设出口导向企业=1/2生产者=1/4消费者；也就是说对1/4的人民产生不利影响。

4.在出口导向企业中，有一半原材料需要进口，于是又抵消了一半不利因素，于是最后结论是：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因素=1/8有利因素。

一项政策对全体人民有利，而只对1/8人民不利，该不该干？这道考试题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难道还需要找一帮学者在电视上吵来吵去吗？难道还需要一遍一遍地到沿海企业去调查吗？调查的企业都是出口企业，他们当然只讲“屁话”（指屁股指挥脑袋的话），可是消费者是沉默的大多数，有谁调查过他们？有谁能给他们解释清楚，并代表他们说两句？

如果上述三招还不肯用，还有最后一策：啥药也别吃，政府大撒把，让物价飞一段，飞累了就变成自由落体，依靠市场机制去调控经济。然后把责任都推给美国人，推给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推给奥巴马的量化宽松，石油大鳄的贪得无厌，必和必拓的垄断霸道，老天爷的喜怒无常……这一招虽然见效慢，但是康复得彻底，而且有益于政治稳定。

其实当年金融风暴刚刚袭来的时候早该这么干了，也不至于多花了几万个亿买来这么一堆麻烦。本来就是美国人捅的娄子，可有人却偏偏要出手救市，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等于引火烧身，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怒火上烤。老百姓的火可不好玩，一旦玩砸了，影响安定团结，这事可就闹大了。

（2011年）

第二篇　社会政治篇

千万别把自己当群众

中国南方人普通话讲得不标准，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可是一个外国人若能讲一口阴阳怪气的普通话，哪怕比南方人讲得差远了，人们仍会赞叹不已。同样的语言，不同的人说就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就叫做评价体系的双重标准。

其实，人们评价事物的双重标准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几乎无处不在。在乡下，如果村里的姑娘穿得袒胸露臂，乡亲们会在她们背后指指划划。可是如果城里的姑娘到乡下，穿得袒胸露臂，乡亲们则会用赞赏的眼光目送着她们：瞧人家城里的女娃多漂亮。同样的服饰，穿在自己人身上和穿在客人身上，评价截然不同。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身边有很多留学生都立誓要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且不说他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是否能真正被美国人认同，我觉得这种念头本身就糊涂。要当美国人，也要回中国来当，在美国的土地上，绝对要当中国人。只要你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你在公共场合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就会得到谅解，毕竟是外国人嘛，不能苛求。可是一旦美国人接纳你进了主流社会，就未必对你那么客气了。可是，如果回到中国来当个美国人，反倒能沾不少光。例如，在一些商务应酬的场合，中国人喜欢强行灌酒，如果敬酒者把你当成同类，你不喝他的酒就会被认为看不起他，搞不好会不欢而散。而这个时候你只要宣称自己是美国人，对方就会给予特殊政策，宽容地放过你。这一手我在商场上屡试不爽。

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们眼中的“自己人”，而对他们眼中的“外人”却网开一面，宽宏大量得多。因此，要想在哪里活得轻松自在，如鱼得水，千万别和群众打成一片，万万不能把自己混同于群众，一定要让他们永远把你当外人或客人。只要你还是外人或客人，哪怕你违反了弥天大规，也会得到宽容的对待，可是一旦你成了群众中的一分子，那可就吉凶未卜了。

（2000年）

在领导面前要当专家

无论在企业还是在机关，要想一路官运亨通，有一个做人的秘诀绝对屡试不爽：在领导面前当专家，在专家面前当领导。

要想得到领导的赏识，你就得显得比领导高明。可是领导们大多都比较自负，你绝不能在他们可以恃强的领域里向他们挑战，要想让他们对你另眼相看，只能在他们弱势的领域镇住他们，这个领域往往就是专业领域。领导不可能都是全才，总有他们不懂的专业，在这些地方他们往往最愿意表现出虚心，于是你要逮住机会尽可能地显露你的才华，哪怕是半桶水，也要咣当个山响。只有把领导侃懵了，他们才会礼贤下士，才会尊重你的意见。不过这一手并非没有风险，最大的风险是刚好撞上领导自以为可以恃强的专业特长，届时哪怕你再专业，也得换个地方逞强。

要想让真正的专家心悦诚服，你就得显得比专家高明。但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你绝对是不能多嘴的，万一露出破绽，会被贻笑大方。所以与专家对话的原则是：高瞻远瞩，把握全局，提纲挈领，周全缜密。以下提供一个标准的发言模式。

1.启发性发言：在工作中一定要充分地尊重专家，在这些问题上还是让我们多听听专家的意见。

2.补充性发言：专家们的意见很好，在技术实施过程中要保证安全，狠抓质量，注意各方面的协调，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3.总结性发言：会后立即按照专家的意见整理出具体实施方案，大家放手去干吧，做出成绩是大家的，出了问题我来承担责任。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好了，我来给大家解决后顾之忧，当好后勤部长。

在领导面前当专家，你将培养出若干慧眼识珠的“伯乐”；在专家面前当领导，你将培养出一批甘为知己者死的“士”。左右逢源，岂有不腾达之理。

（2002年）

临时抱佛脚式的学习

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目的。有人读书为了求知，有人读书为了消遣，有人为解决问题而翻书，有人为附庸风雅而捧卷。不同的目的，就会有不同的读书风格，有人细嚼慢咽，有人囫囵吞枣。而我的读书原则是：横书竖读，竖书横读。

这一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量，其目的并不在于完全理解书中的内容，而只需了解该书大概包含哪些内容，以便在需要仔细了解相关专业知识的时候，能够准确地从书架上找到所需要的书。

人的生命有限，人脑的容量也有限，不可能把什么知识都装下。最有效率的学习，是有目的地学习，是带着问题学习。一个人在大学之前所学的知识，在进入社会时大部分会忘记，原因在于大部分知识都没有运用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接受系统的教育，问题只是如何使系统教育更有效率、节约时间。同样的道理，人们一生中读过的书，大部分也都没有用处，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博览群书的理由，谁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

因此，为了效率和效果，读书宜分两步，第一步是漫无目的地粗读，用最短的时间涉猎最广阔的领域，扩大知识面，哪怕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看个大概；第二步是有明确目的地精读，当需要用到某些知识的时候，再去把读过的有关书籍找来，仔细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带着问题读书，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领悟能力和记忆力，在实践中运用过的知识，才会真正属于自己，终身不忘。

临时抱佛脚，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求知方法。重要的是，当你需要佛帮忙的时候，最好能准确地知道佛脚在哪里。

（2000年）

磨杵成针是人生陷阱

小时候，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某顽童学习不用功，一日逃学到河边玩耍，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用铁棒磨针，这一水滴石穿的精神激发了他刻苦学习的毅力，后来终于一举成名。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世界著名大文豪的李白。

最近又听了一个故事，一位公司老总在会议上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怎样让石头在水中浮起来。正当与会者面面相觑的时候，他说出了两个让人振聋发聩的字眼：速度。意喻很明确，只有不断地学习和革新，才能使自己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他就是当今著名的企业家张瑞敏。

这些故事都在教诲着一个道理：人只要不断地学习，就能够攀登卓越。人类在这些故事的激励下步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走向辉煌，我们进步的最大机会区域就在于不断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不信吗？有李白为证。

可是我们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李白，通过学习克服自身弱点的成功者绝对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在这个误区的泥潭中挣扎终生，最后一事无成。他们把自身的失败想当然地归结为功夫下得不够深，而很少有人对磨杵成针的命题本身提出诘疑。难道真的就没有人怀疑过那个磨杵成针的故事是李白杜撰的？如果李白的成功真是靠他的刻苦学习得来的，我们何必还要给他戴上天才诗人的桂冠。

美国著名的盖洛普公司通过对上百万在职人员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取得辉煌成绩的人都不是靠克服弱点取得成功的，相反，他们的成功来自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天生的优势。由此得出两点结论：我们每个人都具备与众不同的天生才能，每个人进步的最大机会区域恰恰在开发自己的优势才能上。

周边的例子唾手可得，但是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一个内向但思维严谨的人，无论你如何训练他，都不可能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谈笑风生。但是如果你交给他一个研究课题，他或许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最后写出一篇漂亮的论文。相反，一个外向而积极活跃的人，无论你怎样强迫他，都不可能让他把冷板凳坐热10分钟以上，但是他却可以在10分钟内让所有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产生好感。你相信，这些本事当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培训获得吗？

当我们站到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人生的时候，忽然发现磨杵成针的命题竟然变得那样肤浅可笑。它耽误了多少本应辉煌的人生。原来人生没有必要在不断改善自己的过程中苦苦修炼，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通向辉煌之门的钥匙。俗话说，苦干不如巧干。

（2000年）

天才是上帝造的次品

崇拜天才似乎成了人类的时髦。可是如果人们知道了天才成功的原因，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

天才并非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智商过人。事实上，很多被誉为天才的伟人都有重大的智力缺陷。如果以平均值来衡量，他们中间很多人简直可以说是弱智。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连与人相处的常识都没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缺乏料理自己生活的基本能力，世界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不是偏激狂就是偏执狂，他们甚至缺乏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而这些最基本的能力和最简单的常识，是任何一个凡人都具备的。

原则上说，世界上所有人的智商总的来说相差不会很大。大多数人的智力发展比较均衡，具有涉足各个领域的潜力。但也有少数人智力发展极不平均，他们在某些方面非常强，但是在某些方面又出奇的弱。有很多取得重大成功的天才人物，往往就是这种人。他们成功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们都避开了自己的弱点，而刚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优点上。其实，一个人也用不着一定在某方面具有特殊才干才能取得重大成功，即使一个平庸的人，如果他能够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钻在一点上，再深的领域也能钻透，水滴可穿石。

问题是，人类的大多数是由智力发展均衡的人组成的，他们就是所谓的“正常人”。正常人难以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面临着全方位的选择，在各个领域里都保持着均衡的发展，因此他们在哪一个领域里都不可能有过人之处。重大的成功常常是以重大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一个人要“有所为”，就必须“有所不为”。常言道：有高峰必有深谷。一个人高峰的过人之处，恰恰是以他的深谷缺陷为代价的。而大多数正常人相对于他们而言，就像平原一样平庸。

在那些被誉为天才的伟人中，有些人意识到了自己智力发展的不均衡，于是有意避开自己的弱点，全力发挥自己的优点，才显得异峰凸起；不过他们中间也有些人，对自己的优劣毫无察觉，只不过是碰巧从事了自己所擅长的事业，才取得了成功。后一种人可以说刚好是社会的宠儿，世界上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天才胚子，由于没有他们的运气，不但没有机会向社会展示自己的优点，反而很不幸地把自己的缺陷暴露在人们面前，于是被人称做“疯子”或“傻子”。人们常说：天才和傻瓜只有一步之遥。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天才只是傻瓜中的幸运儿而已。

当你把那些所谓的“天才的伟人”看透了，他们的头顶也就失去了耀眼的光环。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几点启示。

·天才并不值得羡慕。他们并不幸福，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常人所能够享受的许多乐趣，他们常常要做出比常人更大的牺牲。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常人，就老老实实当你的平原好了，最多把自己拔为高原，不要总做着天才梦。幸好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由常人组成的，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智力不均衡的天才，这世界非乱了套不可。

·天才并不等于高明，他们只是在某一点上比你强，而在其他方面可能都不如你。他们的优点是你不可及的，而弱点又是你不必及的。天才只是某一方面的成功者，而他们也许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是失败者，例如婚姻或社交。因此崇拜天才毫无必要。蚌里含珠，是蚌生病之后的副产品，天才也同样如此。

·知道了天才成功的原因，你也可以成为成功者，只要你愿意做出重大牺牲，把你所有的精力集中于一点，不计其余。智力发展不均衡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一个正常人有意识地做出这种选择，需要超人的毅力。你愿意付出这种代价吗？

如果你是个平常人，那你应当感到心安理得，这至少说明上帝造你是成功的。（2000年）

要学会走麦城的步伐

人们常说：“飞得高，摔得重。”这总不见得是物理学的定理在起作用吧？

那么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飞得高的人，身上的包袱重。一个曾经达到过高位的人，更不容易适应失败。他们的下坡路，会比一般人更痛苦、更漫长、更多曲折。在这个时候，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一个人的心理平衡，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自我期许与他现实地位之间的差距。一般人都是自我期许略高于现实地位，这是正常的，并由此造成了人们努力向上的动力。随着地位和成就的提高，人的自我期许也会逐步提高。而这种自我期许也有刚性规律，一旦提高上去，就很难降下来。就好像人们常说的：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一个人一旦享受到更高的物质生活，就很难再适应简朴的生活。这里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曾经有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曾经发达过，有过自己的企业，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和一定的地位。可是后来公司垮掉了，他们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作，一下子从老板变成了雇员，从说一不二的主人，变成了看人眼色的伙计。他们的自我期许曾经随着他们的成就达到过一个相当的高度，也许他们曾经把自己视为未来的李嘉诚和王永庆。可不幸的是，他们的现实地位忽然随着事业的失败急剧降低，与他们自我期许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可以想象他们心里的别扭，由于这种心理失衡，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就算找到了工作，也常常与上级主管及同事很难相处。越是拥有辉煌历史的失败者，要想把自我期许降低到与现实吻合的高度，越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其中他至少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

中国有两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伸能屈。看来这多半是赠给这类人的，意思是说，人不要身落到了地上而心还在天上，认清周围的环境，把脚在地面上踩稳。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失败。失败之后，难免要走一段艰难的下坡路。既然这段路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学会把它走好，争取最大限度地缩短它的时间，并为今后的转机做好准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印刷品都在喋喋不休地介绍如何走上坡路的经验，可是如何走下坡路的经验，却很少有人愿意讨论。而这一经验恰恰是社会最需要的。

走下坡路的第一个原则是要轻装，即甩掉身上的包袱。对一个曾经尝过成功滋味的人来说，甩掉包袱意味着忘却自己的辉煌历史，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人，以平常心待人。“走麦城”的时候就不要总谈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那只会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同时也增加别人心里的反感。

走下坡路的第二个原则是要学会幽默。一个人在失败的逆境中唯一能够保持潇洒的办法是自我解嘲。不用担心别人嘲笑自己，自己首先把自己嘲笑一番。幽默感可以保持心理轻松，调节心理失衡，增强承受失败打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让别人从你的幽默感中看到你的自信和朝气。

走下坡路的第三个原则是要准确地估计自己的能量和选择短期目标。一个过去曾经成功过的失败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性地过高估计自己的能量，从而导致不切实际地选择短期目标。其根本原因还是沉浸在自己辉煌的过去中，以为自己还具有从前的力量。很多人都是经过反复碰壁之后，才最终接受现实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失败后的局限性，就可以少走不少弯路，节约不少时间，最大限度地缩短下坡的路程。

走下坡路的第四个原则是躲开熟悉的环境，最好找一个全新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在熟悉的环境里，你常常要碰到一些熟人，他们会打听你现在的境遇，而这恰恰是你不愿意说的。旧的环境之所以使人不容易甩掉历史包袱，是因为你必须要在人们既定的眼光中扮演大家熟悉的角色，这使你很难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而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周围的人既不知道你过去的成功，也不知道你今天的失败，你可以用一个崭新的面貌和他们相处，很快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并找到为自己定位的立足点。当然，选择新的环境并不意味着与旧的环境完全隔绝，你可以和一些非常亲近的朋友保持联系，但是他们必须是能够理解你的人。

俗话说：胜人容易胜己难。走下坡路要比走上坡路难得多，而它最大的困难就是战胜自己，准确地说，是战胜一个过去的自己。

（2000年）

论左侧通行的优越性

在香港，最不习惯的事情就是左侧通行。我心里总在琢磨，英国人干吗要和全世界作对？全世界都是右侧通行，他们偏偏固守陈规，这不是很别扭吗？可是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抵触情绪也就消失了，发现左侧通行果然有它的科学和方便之处。

例如，骑摩托车的人总是习惯于从左边上车，推车时也是站在车的左边。如果按右侧通行的规则，骑手必须从人行道一侧绕到马路中间一侧才能推车或上车，这就使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危险的境地，很容易受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伤害。而按左侧通行的规则，骑手可以从人行道一侧直接上车或推车，这样就安全多了，即使与马路上的来往车辆擦碰，首当其冲的也是车而不是人。

想起过去骑自行车上下班，也总是有上述问题。在我去办公室的途中，必经一座过街天桥。为了方便那些骑自行车的人推车上下桥，天桥的台阶中央修了一条供自行车上下的公用缓坡斜道。每天上下班时间，这座天桥总要发生交通混乱。人们推自行车总是习惯于站在车的左边，每到天桥前，右侧通行的人流就要绕到左边，人走桥左边的台阶，车走中间的滑道，在桥上实行一段暂时的左侧通行规则，而下了桥之后，人流又要换到右侧去。于是在桥的两侧，上桥下桥的人流总要形成一个交叉，人车相碰、口角冲撞的情况层出不穷。今天回想起来，发现这一混乱完全就是由于右侧通行的不合理所引起的，只要改成左侧通行，所有的混乱就会迎刃而解。

再深究下去，不难推断，人类通行规则的起源必是从左侧通行开始的。道理很简单，大多数人是右撇子，习惯于用右手抓武器。可以想象，在社会还没有统一的交通规则之前，两群陌生的部落人或两队相互不信任的士兵在一个峡谷中相遇，人们一定会将持武器的右手向着对方，而将比较弱的左侧靠着峡壁。古代的将军骑马打仗，动辄大战几百回合。假设以两马相错一次为一个回合，按正常人右手持刀剑（或枪），那么两马相交，必是左侧相交。以前人们都习惯从左边上下马，后来由此沿袭到从左边上下自行车与摩托车，这一习惯决定了左侧通行比右侧通行更方便。

但是有趣的问题是，尽管左侧通行是人类通行规则的起源，同时它的优越性也不难证明，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右侧通行的规则呢？人类的交通规则是怎样从左侧通行演化到右侧通行的呢？

也许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演化，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推论的。假设有两队士兵或两个陌生部落的人在一条路上相遇了，双方为了表明他们没有危害对方的恶意，就把自己较薄弱的左方—不持武器的一方向着对方，而绕到右边行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凡是非军事行动的通行，一律以右侧通行为准。也就是说，人类右侧通行的确立，是为了表明和平的善意和诚意。

（2000年）

面相和名字中的玄机

我这个人不太相信算命。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一次偶然的抽签卜卦，出生的年月时辰、手掌的纹理布局，怎么就能决定人一生的命运？至于那些阴阳五行、星座天命等说法，更是经常把我绕得五迷三道的，不知所云。

在命相学中，我唯一相信的是对面相和名字的测算。说一个人的面相和名字能够影响他的命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只会用科学的逻辑来解释问题，神秘学的那一套我不懂。

人们常说面由心生，其实心也由面生。一个人的性格和面相可以相互影响，用科学的语言解释就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一个人的面相长得端正，就容易受到重视和尊敬，性格就会变得开朗自信；若一个人面相猥琐，就容易受人歧视和猜疑，性格就会变得自卑和狭隘。反过来说，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也会随着岁月的积累刻画在面相上。一个人是谦卑还是傲慢，是豁达还是拘谨，是圆滑还是诚实，是狠毒还是宽厚，往往从他的面相上就不难判断出来，因为一个人习惯的表情往往会凝固在相貌上挥之不去。难怪人们常说，人过了40岁就该为自己的面相负责了。

既然承认性格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相貌与性格相关，那么根据代数推理，相貌也就对人的命运具有了影响力。生成福相的人，一看就慈眉善目，见面能给人亲切感，容易结交好人缘，帮助他的人就多，这辈子当然一帆风顺；生成苦相的人，一脸苦大仇深，不容易讨好人也不容易结交朋友，只能靠个人奋斗，所以一辈子辛苦劳碌。

还有的人天生就长着一副笑脸，他的嘴还没有开始笑，你就觉得他的眼睛在笑了，这种人很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因此常常好运当头。而有些人天生就是一副冷面孔，要在脸上运作一个笑容需要面部肌肉大幅度地运动，即使他心里已经在对你笑了，可是脸上的肌肉没到位，却仍旧看不出笑意，人们总感觉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人很难抓住好运气，一辈子逆水行舟。

我本人就长着一副冷相，所以对此深有感触。其实我觉得自己心眼儿挺好，自知毫无害人之心，可是总给人阴险冷酷的印象。君子总提防我，小人总陷害我，连我帮过的人都不念我的好。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都是这副冷相带来的厄运。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对自己的面相负责了，没辙。

一个人的名字对人一生的影响也很大。首先姓氏就举足轻重。现在无论选代表还是选议员多是差额选举，候选人名单往往按姓氏笔画排列，丁三于四肯定排在前面，魏八戴九一定排在后面。选民拿着名单在候选人名字上画圈，开始逢人就画，画到一半，发现名额不够了，于是就跳着画，画到后面时名额满了，剩下的名字就一笔勾销了。这样一来，丁三于四的入选概率就要比魏八戴九大得多。你瞧，要有个好姓选举能占多大便宜？

不过事情并非一成不变。自从有了计算机，姓氏排列的规则就变了，按拼音字母。这样姓艾姓白的人就占先机了，而姓周姓庄的人就倒霉了。不同的规矩决定着姓氏的命运。按照笔画排列，于四在前，戴九在后，可要是按拼音排列，戴九就远远排在于四的前面了。姓戴姓于，安知非福？

一个人的姓若是大姓，例如李王张刘，名字就不容易起，也不容易记住，想出人头地就比较困难。可如果一个人的姓很偏，例如本人姓房，名字就好起得多。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叫房志远，志远这个名字太普通了，好在我的姓不俗，所以不容易重名。另外，姓氏怪僻的人往往让人过目不忘，干了好事容易流芳千古，干了坏事也容易遗臭万年。

有些人的姓本身就尴尬，结果一辈子别扭。例如我有个朋友姓苟，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小苟不行，老苟也不行，苟处长有辱身份，苟先生涉嫌调侃，无可奈何，见面能不打招呼就尽量不打招呼，后来干脆躲着走，倒不是对他有什么成见，可谁叫他姓苟呢？

姓胡的、姓吴的，姓倒不错，可名字不好起。姓胡的后面不能跟动词，否则干什么都胡闹；姓吴的后面不能跟名词，否则要什么没什么；还有姓郑的和姓傅的，前者当副手都是正的，后者即使当了第一把手都是副的。你说，这姓名对人生命运能没有影响吗？

要说姓是爹妈给的，没有选择余地，可是名字总是可以选择的吧？这起名字也有讲究，其中大有学问。

首先，选字不能太偏，太偏了给社会找麻烦。另外选字太偏了也不容易解释，例如，我打电话报我的名字：我叫房西苑，房是房子的房，西是东西的西，可是这个苑字每次解释起来都颇费周折，没有一个通俗的名词可以借鉴，对北京人还可以说西苑饭店、西苑医院，可是外地人不知道，于是只好从草头在上，夕字在左开始比划，划到右边也没词了，你说取这么个名字多麻烦？

另外，取名字要注意声调平仄，抑扬顿挫才能朗朗上口。若名字平仄音搭配不好，或元辅音搭配不好，就不容易叫得响亮。例如，叫尹英茵，这名字叫着多别扭，一别扭人家就不愿意和你打招呼，或者干脆给你起外号。名字不但要考虑上口，而且还要考虑亲和力。我就亲身感觉到我在叫房志远的时候比叫房西苑亲切得多，人缘也好得多。很多同学熟人都可以轻易直呼我“志远”，而现在除了我的直系亲属以外，其他人都不会直呼我“西苑”，不但他们觉得别扭，连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很多和我相处很久的生意伙伴和同事都叫不出我的全名，于是叫房总、房老师、房先生，听着总觉得那么客气，没法把关系拉近。

名字都是给别人叫的，它对你人生的影响，是通过别人对你的反应实现的。所以无论自己起名还是给孩子起名字，切忌自我中心意识，得有点客户观念。想明白了，这不光是你家自己的事儿，同时也是邻居、朋友、同学、同事、客户，总之是大家的事儿，让大家叫着舒心，他们就会给你带来好运。

（2000年）

大多数人都是两面派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是评论谁是个两面派，肯定带有明显的贬义。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两面派，甚至有可能是多面派。

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多样性，因此他们的角色也带有多重性。也许你上班的时候是生产者，下了班就是消费者；进办公室是领导，进了家门就是普通老百姓；在儿子面前你是老子，在老子面前你是儿子；在上级面前你是下级，在下级面前你是上级；在学生面前你是老师，在老师面前你是学生。这样看来，一个人无论如何避免不了两面派的嫌疑，甚至可以说，没学会如何当两面派，就没学会如何做人，就没法在社会中生存。

刚才你还板着脸教训儿子，转脸就得对父亲摆出一副恭顺的面孔；在办公室你对女同事一本正经，可是进了家门就和妻子打情骂俏；在下级面前你刚指导完工作，转眼就得向上级汇报工作；上班在宾馆饭店伺候人，下了班进美容店被人伺候；在会场上端着架子满嘴大道理，可见了儿时的伙伴，就得称兄道弟，对方知道你小时候所有偷鸡摸狗的底细，你想端也端不住。一个人一天要变多少次脸？可是人人都变得那样自然，社会才因此有了人情味。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一天不变脸，会是什么情景？你在办公室对女同事目不斜视，然后把这副嘴脸带回家里，对妻子仍旧坐怀不乱；或者，在家里刚调戏了妻子，然后把轻浮带进办公室去非礼他人，那非离婚不可。某些文学作品里有一种典型人物被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就是描写那些把办公室嘴脸带回家里的一面派。有谁愿意和这种表里如一的正派人相处？反正我不愿意。

（2000年）

当领导的也需要激励

拍马屁在中国是个贬义词，它的准确定义是阿谀奉承吹捧上级。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所谓意识形态就是，用带有价值判断的词汇去描述某些一般概念，结果使事物具有了泛道德化的倾向。中国人的词汇中褒贬倾向分明，许多在西方人眼里的中性概念，例如投降、妥协、保守、革命等，在中国人的词汇中都具有了褒贬倾向。

让我们采用中性的立场去分析一下拍马屁，也许就不会有厌恶和鄙视的感觉了。什么叫做吹捧？吹捧就是表扬。如果说一个管理者善于表扬下属，相信无人会对此表示异议。但是为什么善于表扬下属就是正当之举，而善于表扬上级就成了不正当之举呢？

该不该表扬，关键问题不在表扬对象，而在表扬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表扬的事情不符合事实，不但领导不该表扬，下属也不该表扬，这与阿谀奉承无关。如果表扬的事情符合事实，管他是上级还是下属，都应该表扬，这和溜须拍马无关。善于发现别人的成绩，善于表扬别人的优点，这是一个人的美德，哪一点有错？

既然表扬行为本身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显然出在表扬对象上。表扬下属被称为激励，表扬上级就称为吹捧，这显然是歧视性的双重标准，对领导有失公平。如果用平视的角度去观察领导，领导也是人，他们也需要激励，不但需要来自更上层领导的激励，同时也需要下级的激励。那些把激励领导说成吹捧领导的人，本身就把自己的人格看低了。只有从低处仰视领导，才会把表扬说成吹捧，倘若平视领导，就无所谓吹捧一说，表扬就是激励。

我有一个朋友准备出一本书，专门论述被领导的艺术。我对这一想法大为赞赏（绝非拍马屁）。满街的书写的都是领导艺术，怎么就不能有一本书写被领导的艺术呢？作为一个被领导者，最尖端的艺术就是如何领导上级。领导你的上级比领导下级的难度要大得多，原因就在于上级的脸皮比下级薄，吃捧不吃贬，所以奖惩措施不能轻易使用批评手段，当以表扬激励为主。在此原则指导下，拍马屁自然是高明手段，你不把马屁股拍舒服了，它会乖乖地被你牵着走吗？

（2002年）

雷锋精神还会回来吗

中国进入商品经济以来，人们日益怀念雷锋那种无私的精神。这种对美好精神的追求和向往确实值得赞叹，但雷锋精神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雷锋还会回来吗？

首先，雷锋精神的产生有它的主观因素。雷锋是一个孤儿，确实是党和人民把他养大，因此党和人民成为他的感情寄托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可以贡献出他所有的积蓄给灾区人民，可以贡献出所有的时间精力给周围的群众，因为没有亲人需要他关心，没有儿女需要他抚养，所以他会把每一个碰到的人视为亲人。

其次，雷锋精神的产生也有它的客观因素。雷锋生活在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年代。国家会为每个城镇人口分配工作，不必担心失业，国家会负责每一个人的医疗费和退休金，不必担心养老。因此雷锋可以把最后一分钱都贡献给社会，因为他相信，即使他没有任何储蓄，国家和社会会对他负责，绝不会任他饥寒交迫。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雷锋活到了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如果他有年迈的岳父母需要赡养；如果他有一双儿女正面临中考高考；如果他的妻子正在等待着被裁员下岗；如果单位公房制度已经取消，他必须买下现在的住宅才能避免流落街头；如果单位的公费医疗早已名存实亡，他必须独自承担今后那昂贵的医疗费用；如果他老了……雷锋还会把他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捐给灾区人民吗？他还会把他所有的爱无私地献给他所遇到的陌路人吗？

幸运的是，雷锋在背上家庭负担之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雷锋精神在社会进入商品经济之前就凝结成为经典，因此我们无法猜测以上问题的答案。但是今天，我们确实知道有很多党的干部，当了几十年的雷锋，做了半辈子老黄牛，可就是在59岁的关头晚节不保。

今天的社会，我们尤其需要雷锋。但是，如果我们仍旧信奉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我们不禁会问：雷锋精神能重新显灵吗？

（2002年）

搞政治一点也不复杂

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政治既爱又恨，既熟悉又疏远，既热衷又冷漠，总之，所有这种对政治的看法汇入口中总是一句话：政治真复杂。

可是我实在看不出政治有哪一点复杂之处。如果说当今世界各领域中有哪一个领域是男女老少都能明白，都能涉足，都能关心，都能谈论的，那我看非政治莫属。要知道，这世界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编电影剧本、考古历史、谈论艺术的，可是什么人都可以评论政治、参与政治。你瞧，什么还能比政治更简单？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政治化的民族，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政治是最平民化的政治。你看看西方的历史，政治只是贵族才能涉足，国王的位置也只有贵族才有权问鼎。可是在中国哪一个市井流民都可以投身政坛挤身仕途，任何一个平头百姓都有可能当上皇帝。秦始皇是何等威仪天下的人物？可是连刘邦这样的布衣无赖都敢指着他说：大丈夫生当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卷入了政治，每一个百姓都投身过政治。可以说，中国人对政治的关心，举世无双。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样一个政治最普及化的国度里，人民对政治却视若畏途，把政治看得高深莫测呢？

政治黑暗肮脏？可这世界上什么不肮脏？政治之所以显得黑暗肮脏，是因为它黑暗肮脏的一面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到，都能看得懂的。而很多被人看得很神圣的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其黑暗和肮脏一点不亚于政治领域，但它们之所以在外人眼里显得很圣洁，是因为所有的外行人都看不懂其中的歪门邪道而已。

谁敢说诺贝尔评奖时没有肮脏的小动作，谁敢说奥斯卡金像奖背后就没有卑鄙的交易，谁敢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学术活动之中没有结党营私、相互排挤、做假瓢窃的庸俗之风？过去那些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哈维、弗洛伊德等在同行中所受到的攻击、排挤、暗算、迫害，一点也不亚于当今任何一位政治家。幸运的是，他们成名成家了，他们作为胜利者揭开了学术界丑恶的一面，可是还有千万个被黑暗吞掉的失败者呢？他们的委屈有多少人听得到、有多少人听得明白，又有多少人有兴趣听？如果说政治黑暗，至少这黑暗是可以看见底的，可是殊不知世界上还有很多领域的黑暗是深不见底的。

其实，政治这东西，人们把它看得简单，它就简单，人们把它看得复杂，它就复杂。中国的政治之所以复杂化，恰恰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复杂。

政治家说一句话，也许是信口而出，随想而发，人们就会认为其背后隐含着多么深刻的动机。大大小小的作者，形形色色的刊物，会把这句话反复嚼磨，分析出不下数百种含义。其实这些分析结果，与其说是政治家的智慧，还不如说是政治评论家的集体智慧。

其实，搞政治的也是凡人，没有三个脑袋，五付肠子。他们的智商不见得比一般人高。要是一个人经商赚不到钱，行医治不了病，数学拎不清，小说也编不成，那么除了去搞政治，还能干什么呢？搞政治的人得具信念和毅力，对智力不必强求。

在政治中，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取得信任都是最重要的。朋友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信任之上，对手之间的比赛规则也建立在信任之上。如果大家都能够把政治家的动机想象得简单一些，政治家之间的信任就容易建立，政治就会变得简单起来，而如果都把政治家的动机想象得很复杂，信任就很难建立，政治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以致你想象它有多复杂，它就会有多复杂。

政治之所以变得复杂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搞政治的人太多，而搞政治的人太多又是因为搞政治太容易。过去曾有人问李鸿章什么职业最好做，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官。

中国历史上没出几个科学家，可是政治家却层出不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官本位制，从政当官几乎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就连李白、杜甫这样天下闻名的大文学家，竟然也为没有当上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而牢骚满腹、悔恨终生。好像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世界性的高度不算报国，反而当个无足轻重的谏官为皇上出几个馊主意就叫做报国。

官位自然是有限的，这么多人要争那几把交椅，僧多粥少，自然要打得头破血流，况且打起来总免不了使出些手段，便使政治复杂起来。都说中国人喜欢内斗，这也难免，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嘛。

要想使政治不再复杂，就得使社会多元化，这样精英人才的出路就多样化了，不必非入仕当官方能出人头地。有能耐的人都去赚钱发财、研究学问、治病救人、著书立说、当歌星影后去了，剩下智商比较平庸的人搞政治，政治空间比较大了，斗争就不会太复杂了，至少也会比其他领域里的竞争简单多了。

退一步，即使政治家们还要争斗，那也得立下规矩。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首先要使明招，不用暗器；即使不得已使用暗器，也不准下毒；退一万步，就算下了毒，也要备好解药。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一个底线，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得多。

过去鲁迅曾经为中国人的政治冷漠而痛心疾首。不过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其实中国人对政治是过于关心而不是漠不关心，过多人过分地关心会使政治变得凶险、复杂，容易走向极端。那些埋怨政治复杂而表示对政治厌恶的人，绝非对政治冷漠，而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对政治热衷，就像那些整天厌恶铜臭的人恰恰是老想着钱的人，以及那些不停诅咒天下女人的人恰恰是最渴望女人的人。相对于冷漠，爱和怨从来都是站在一边的。

广大群众都热衷于政治的局面是暴民政治的土壤，而民主制度的最佳土壤是人们对政治的消极关心。也就是说，除非政治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否则他们就不会对它表示兴趣。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政治就会变成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民主制就是自作自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不停地争论：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我个人倾向于把民主看作手段。问题是如何恰当地评价这个手段，对它的功效做出适当的期许。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民主只是手段之一，而且从解决问题的功效出发，民主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出色的手段。民主制不过是为社会提供了一套解决政治问题的程序及规则，但有了这些规则和程序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就像一家企业有了一套工艺流程并不等于一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一样。

民主制从来就不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制度。相反，在专制制度下，假如社会恰好遇上了一个英君明主，反倒会出现奇迹。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权力失去了制约，社会经常会碰上暴君，于是人们才追求民主。民主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暴君，使社会不至于落入生灵涂炭的深渊。

也许我们不应对多数人的决定抱有过多的幻想。在一般的情况下，多数人的决定总是平庸的决定，远远谈不上英明；同样，多数人选出的领袖也常常是第三流的人才，因为思想超前的第一流人才很难被大多数人理解。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如果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来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写在我们旗帜上的纲领将可能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假设我们在原始森林或者沙漠中迷了路，多数人的决定并不一定会指引我们走出死亡之地。在这个时候，经验和知识比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更有价值，一百个臭皮匠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在任何一个领域，多数都是由外行人和不知情的人组成的，而真正的专家和了解情况的人总是少数。如果从功效的角度出发，一个专家的意见可能比所有由外行组成的多数更有分量。可是问题是，假如这个决定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时，一旦错了，责任由谁来负？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首先要学会的不是如何争取赢，而是如何去应付输。最难做出的决定，是在股市下跌时坚持到哪一条底线出手。同样，对于民主的决定，我们不光要想到它的成功，更多的情况是，要考虑它失败了怎么办。

由此原则出发，民主的优越性不是解决问题，而恰恰是承担后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民主就是让人们自作自受，自己做的决定，后果自己承担。权力和责任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而当今世界的很多动乱，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其原因往往是因为决策权力和承担后果的责任的分离。在专制社会，统治者做出的决定，后果由无决策权的人民承担；而在民主制下产生的骚动，则往往是因为人们在争取决策权力的同时，没有充分准备负起随之产生的责任。

如果单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集权也许比民主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功能性很强的部门，如军队、企业、医院、政府机构内部都采取长官集权制而不采用民主多数决策的制度。然而，集权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大多数人要为少数人做出的决定承担后果。在军队中，指挥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战败，死伤的是无辜的士兵；在企业中，经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破产，被解雇的是无辜的职工；在集权政权下，统治者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受苦挨饿的是广大无辜的百姓。当然，犯错误的军事指挥官、企业管理者和政治家也会受到处罚，但他们咎由自取，他们是在承担自己决定的后果，而士兵、职工和百姓之所以无辜，是因为他们无权决策，但却有份遭殃。

如果人们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心平气和地看待集权和民主，这两种手段各有长短。孰取孰舍，全凭利弊的衡量。在一个集体中，如果对成员利益的考虑更甚于整体功能，那么取民主原则为优，如果对整体功能的考虑更甚于成员的利益，则取集权原则为优。这就是为什么军队、企业一般都采用集权制，而国家、社区、利益团体以民主制更适合。

民主和集权这两种制度之间并无一条天堑，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把自己参与决策的权力交给一个政党，甚至一个领袖。例如，纳粹极权就是从魏玛民主制转化过去的。理论上，集权同样可以转换到民主。一个军官如果不想承担重大牺牲的责任，可以把一个军事行动的决策付诸表决，由大多数士兵决定，以便让他们死无怨言。不过遗憾的是历史上集权者还政于民的先例不多，大多数的集权演变成了对权力的垄断，于是产生了专制。专制切断了集权向民主转换的退路，使之成为不可逆的现象，其真正的罪恶不在“集”而在“专”。

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权力概念大概不一样。要是两者都有发言权，西方人会埋怨政府管得太多，而东方人则会埋怨政府管得太少。权力和责任是一个钱币的两个侧面，你要放弃一面就只能连另一面一起放弃。既然你把一揽子的决策权交给了政治家，那么你就得对其决策的后果听天由命。如果一个民族在集权政府管得好时高呼万岁，管得糟糕才打倒专制，那它永远也长不大。你若要反对专制，就得考虑到专制也有成功的时候，哪怕在它成功时候也要反对它。

民主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利于社会的稳定。多数人的决定并不一定是最明智的，但它可以避免是最糟糕的，尽管所有的人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并不一定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却可以使人们甘心情愿地忍受糟糕的后果。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那么无论什么后果都要承受。民主，说到底，就是自作自受。好结果得受，坏结果同样也得受。

任何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都不可能有把握百分之百成功，总带有试验甚至赌博的性质。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做试验，可是政治家只能在社会中做试验。社会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他们各有各的利益。成功了固然皆大欢喜，可是失败了谁负责？因此每个方案在实行之前，至少要争得大多数人同意。这好比医生在给病人开刀之前立的生死状，治好了算你运气，治死了该你倒霉。

把民主制的前途想象得一片光明，是幼稚大学生的理想。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为社会实验成功设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它的失败设置的。成功有100个母亲，而失败是无人认领的孤儿。人类之浅薄在于，他们在成功时是不会在乎什么制度的，而只有在失败时才会对制度提出质疑。因此，评价一个制度的活力和优劣，恰要看它在经受失败时是否有足够的强度抵御人们的怨怒。

不可否认，即使实行民主制也会有因不满而引起的动乱。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欺骗，这种不满大多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承担自己参与决策所引起的后果，尤其是恶果。政治家的欺骗在民主制度下倒不足为虑，你骗得了初一骗不了十五。总统4年一任，大不了被你骗4年，第4年人民就会用选票纠正错误。在民主制度下，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人民，不幸的是，中国人恰恰如此。

中国人被两千年的专制制度惯坏了。专制者像父母一样，替子民作决策，同时也负责安排他们的生活。一切权力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的。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他们把风调雨顺的盛世归功于当局，同时也把天灾人祸的怒气发泄在当局身上。国家若搞糟了，总有人作为替罪羊挨骂。只要有人背着黑锅，人们就会承认现状，社会就会恢复稳定。

一个民族走上民主的道路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头脑，二是要有肩膀。如果它只学会了争取政治权力，而没有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其结果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暴民政治。其结果除了制造一连串的政治替罪羊外，对解决社会问题毫无裨益。此时最危险的莫过于当政治家。面对刚学会运用权力但还没学会承担责任的民众，哪怕你一片赤诚之心，也要做好身败名裂的准备。社会在某些时候常常需要替罪羊，用他们的躯体去填满历史的沟壑。

自尊心对强者是废品，有它没有意义；对弱者是奢侈品，有它也消受不起；对于那些曾经强大过的弱者是毒品，可解一时之快，但贻害后生。你说要它有何用？

减肥是社会头号难题

减肥，如今成了人类社会的头号难题。人体需要减肥，于是五花八门的减肥药方应运而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畅销的商品。企业也需要减肥，因此才使得挽救了IBM的铁腕杀手郭士纳一举成名。社会同样也需要减肥，一个国家政权如果不能建立正常的减肥机制，最终的结果就是暴乱和革命。

中国历史上各代王朝几乎无不死于肥胖症。通常，一个朝代在开创时总是苗条的，因此也就充满青春活力。统治者无非就是开国皇帝一家再加上一群开国功臣，上朝的遗老遗少早就被革命杀光砍光了，土地重新分配绰绰有余。几十万户人家养活一家贵族或官员，朝廷自然可以轻徭薄赋，农民自然可以休养生息。与人体道理一样，社会肌体精瘦灵活，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

可是几代人之后，肥胖的噩魇就逐渐缠身了。假如一个王公贵族生了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再生三个孙子，每个孙子再生三个重孙，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八十一，二百四十三，……，五代之后就不得了。这些寄生虫就像人体的脂肪，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可土地资源还是那么多，于是只好加重税赋，兼并土地，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一旦有一场大的天灾点燃了导火索，一场农民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一个王朝的初期往往百废待兴，朝廷官员少且责任重大，晋升的机会也多，所以官员普遍勤奋尽职，宫廷内斗也少。可到了一个王朝的后期，官僚越来越多，人浮于事，腐败风气日渐，晋升之途日窄，官场倾轧日烈，派系斗争日旺。一旦碰上个旧主驾崩、新主年幼的机会，那些拥有实力的重臣都会演出一场场宫廷政变、拥兵谋反、割据称王的传统闹剧。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权臣谋反就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减肥药。不过很少有几个王朝能够在这两剂烈药下幸存。一旦旧王朝挺不住这剧烈的减肥疗法而一命呼吁，原有的统治阶级，整个社会脂肪层就被连根铲除。一片废墟为重新分配财富和权位创造了机会，大乱为大治开辟了道路，于是，另一个青春蓬勃的新朝代开始了。

可是，如果一个王朝能够从动乱中挺过来，减肥的烈药必将为这个王朝带来一次新的盛世。两汉之间的赤眉铜马之乱，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之乱，都曾经为当时的王朝带来过中兴。革命和动乱铲除了一层脂肪且未伤及王朝性命，但使社会减轻了负担，令国家机器敏捷，经济运转加速，如同减肥后人体康复，将重新焕发出活力。

过去的封建王朝饱受肥胖之累，今天的社会同样饱受肥胖之苦。共产党进城时只有200万干部，可是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5000万人。60多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了3倍，而公务员队伍却增加了25倍，政府发工资就吃掉了国家财政的一半，难怪朱基总理把我国的财政称为吃饭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历经了1958～1960年，1966～1969年，1982～1985年，1989～1990年，1993～1994年，1998年～2000年六次精简机构的减肥疗程，但是始终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中国政府减肥疗程的唯一曙光曾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全民经商热潮中，那时候很多有能力的官员都弃官从商了，当官在很多人眼里不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出路。可是好年景转瞬即逝，今天你再看看那潮水般的公务员报考大军，看看那些打破头也要挤进公务员队伍的莘莘学子，不得不为这个社会的减肥疗程的前景再捏一把汗了。

再看企业减肥战线，前景更是暗淡。不久前修改的新《劳动合同法》把企业减肥的正常机制给摧毁了。新《劳动合同法》中有关“无期限合同”的规定和辞退员工的惩罚条款，把劳动力从变动成本变成了固定成本，把很多企业家逼上了破产的绝路。很多人似乎认为，只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就能够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这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命题。看看巨人般的通用汽车公司吧，那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可是一旦失去了减肥机制，不是一样面临破产吗？通用祈求美国政府出手救它，那是求错了人。它若摆不平工会，重建减肥机制，就是联合国也救不了它。

不过最近人体减肥战线倒是传出了一个喜讯，人类可以从基因上彻底地解决肥胖症了。既然如此，建议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基因入手，为社会和企业的减肥研究出一付特效药？拜托了。

（2009年）

是什么人养活了小偷

我到一个城市去讲课，一个企业老板到机场来接我。路上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

有一天他想开车出去办事，可是发现车牌子被拆走了。小偷留了一个纸条夹在车窗上，上面写着：“先生，对不起。我把你的车牌子藏起来了，如果你借我100元钱，我就会告诉你到哪里取回车牌。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找更多麻烦，请把钱放到某某地方。给你个忠告，按照我说的做，绝对值。”

100元钱是一个很微妙的数目，显然小偷的开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凡能买得起车的人都不会在乎这100元钱，但是小偷最后一句话“绝对值”激怒了他。他心想如果按照小偷说的去做，岂不是等于鼓励天下敲诈勒索的恶人吗？于是他决定申请补发牌照。谁知道，这个决定让他开始了一场马拉松般的漫漫征程。

办理牌照的车管所离他家要开一个小时的车，他整整花了一个星期，一连跑了三趟，连申请表都没有递进去。那里的工作人员每一次都告诉他少带了一样材料，让他下次带来，可是下一次他又被告知，还缺一样材料。他问对方，能不能一次告诉他所有需要的材料，对方不耐烦地对他挥了一下手，对着他身后排队的人喊道：下一个。

他想起了小偷的忠告，终于理解了“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找更多麻烦”的含义了。现在他心里不得不承认，如果当时按照小偷的建议花这100元破财免灾，确实“绝对值”。到目前为止，不要说这三天所花的时间精力的机会成本，仅仅汽油钱和过路费所花的直接成本就已经不止100元了。

第三次，他正在排队的时候，一个面相猥琐的瘦男人凑上来，递给他一张中介公司的名片。对他说：“先生，我已经第三次看见你来了，看来事情办得不顺利？你要是愿意付给我150元钱，我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把这事都给你办妥，你只要躺在车里睡个午觉，我把车牌子给你装上再叫醒你。好吗？”

看着他正在犹豫，那个瘦男人补充了一句：“这150元钱包括了中间所有的手续费，等办成了再付给我，绝对值。”

他要是早知道事情这么麻烦，当时小偷即使开价150元钱他没准也会同意。可是这瘦男人最后一句话“绝对值”再一次把他给激怒了。他心想，这事情我已经做了一半，还要再花150元，凭什么？于是他断然拒绝了那个黑中介的建议。那个瘦男人对他冷笑了一下，离开他开始游说排在他身后的女人去了。

最后，他终于在第三个星期拿到了补发的牌照，在这期间他整整跑了五趟车管所，中间还因为没有牌照被交警抓住罚了一次款，不算花的时间和精力，仅仅是直接成本就花了差不多500元。这时候他想起了那个黑中介的建议，心里直后悔。那个瘦男人说的没错，即使在之前已经花了100元成本的基础上，若能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完事，再花150元钱也是绝对值。

他的故事让我乐了一路。从中我悟出一个道理：这个社会上很多窃贼、骗子、黄牛、黑中介都是依赖不合理的制度才得以生存的。如果行政部门的办事规则都是透明的，程序尽可能简洁，他们还会有生存空间吗？如果每一个车主只需花半个小时10元钱就可以补办牌照，小偷和黑中介怎么可能信心十足地对你说“绝对值”？由此不难推断，很多不合理的复杂办事程序造成了一连串长长的食物链，养活着中间一大批不法之徒。医疗、教育、房地产、铁路、社保、户口、矿难、质检、股市莫不如此，你都会从中发现一条长长的食物链。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不合理的事情，必有它的合理之处。

（2006年）

平淡如水乃君子之交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遭人怨恨和非议，并非因为他们害人，而是因为他们帮人没帮到底。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在亲属和朋友之间，而很少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因为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对亲情和友谊产生过高的期望值，一旦这种期望值落空，就会导致失望，从而产生怨恨。

在海外时，常常听到一些中国内地出来的人埋怨他们的担保人或海外的亲戚，说他们对自己如何如何刻薄，才来三天就赶他们出去打工，把他们赶到贫民窟去住。其实，按一般美国人的看法，他们的亲戚已经算很好了，光办担保手续，就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再接待住几天，无论如何也要花点钱。在美国，谁也不欠谁什么，凭什么要帮你忙？不帮你，是正常的；帮了，无论多小的忙，都是恩惠。不要你回报就算好了，还有什么理由埋怨？难怪海外华侨见了内地亲戚都躲着走，因为他们的思维不合常理。

孔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指有教养的人相互都不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有了这种淡然的心态，人与人之间就比较好相处。帮助别人的人并不着眼于别人的回报，而受恩于人者自然会感恩戴德。相反，过于亲密的关系反而容易产生摩擦，原因就是大家都容易对对方产生过高的期望，稍有不甚，就会导致失望，从而演变为怨恨。难怪有人在孔子的话后面又加了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

很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那种冷冰冰的人际关系颇有微词。其实我倒觉得一种淡漠的环境恰恰是君子之交的土壤。谁要想学会做君子，就要学会适应这种淡漠的环境。一个人只有在冷却和淡化的心态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情之温暖。

（2000年）

对代沟的看法有分歧

两代人之间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一样，我们称为代沟。

代沟阻碍着两代人的沟通，使长辈的经验教训无法被晚辈理解和接受，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忘却和轻信，难免在一块石头上绊两次。

正因为代沟阻断了长辈的暮气和圆滑，才使社会有了向前冲的动力，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所以代沟也为社会带来了生机。

没有代沟，社会自然会避免许多挫折；但是没有代沟，社会又会丧失进步的冲力。孰取孰舍，全凭利害权衡。若认为稳定重于发展，代沟的存在弊大于利；若认为发展高于稳定，则代沟的存在利大于弊。

可麻烦的是，在这个利害权衡的问题上也有代沟。晚辈多主张发展高于稳定，而长辈多认定稳定重于发展。看来这代沟想消除也难。

（2000年）

找借口还不如找机会

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总是在寻找机会，另一种人总是在寻找借口。你常常可以听到前一种人说：要不是如何如何，就不会失败了。而常常听到后一种人说：要不是如何如何，准能成功。

常听一些在单位混不下去的人发牢骚，不是和领导关系不好，就是人事关系复杂，总之很少承认自己无能。自觉怀才，但总也不遇，遇不上真伯乐，遇不上好环境，遇不上好机会。实在找不到借口，最后还可以归罪于旧体制不合理，被林彪四人帮给耽误了。这是个10亿人共同分享的借口，有了这条底线，所有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承受失败的打击。

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尊是建立在社会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上的。自我价值得不到社会肯定，将会使人的精神严重失衡。而“借口”就是在这种失衡的状态中寻找新平衡点的一种办法。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不过这显然是一种消极的办法。

借口不但个人需要，团体、社会甚至民族都需要。中国人和西方人打球输了，大家总结教训就自我解嘲，说人家从小吃肉长大，而我们从小吃谷长大，体力怎么拼得过人家。有了这个借口，中国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输球了，唯一的出路是寄望于子孙，从小就给他们吃肉，让下辈人打赢西方人。可是，如果我们总结经验的着眼点是这球本来可以赢，输就输在几个战略战术问题上，赢球的机会没有抓住，我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和前途。

中国在世界上落后，这借口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千年的历史。底子薄、包袱重，总之都是先人之过。不过古代的先人们可比我们潇洒，他们不像我们总把失败归于前辈，而总是把成功归于前辈。中国人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赶上了好运气，可是难道我们不应当叩心自问：当大家处在一个相等的起跑线上时，为什么别人抓得住机会，而我们抓不住呢？

世界上悲剧都有两种：一种是命运悲剧，另一种是性格悲剧。第一种悲剧中的人不断地捕捉着机会，他们抗争奋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机会不属于他们，这种人败得悲壮，虽败犹荣。而在第二种悲剧中的人总是在长吁短叹，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的失败辩解，甚至在没有迈步之前就为失败找好了解释的说词，这种失败者甚至不值得同情。天作孽尚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当然，并不是人们找的所有原因都是借口，同时也并非所有的借口都毫无道理。找原因和找借口的区别在于看问题的着眼点。一个瓶子里装着半瓶水，有的人见了会说：瞧，这瓶子有一半是空的。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说：瞧，这瓶子有一半是满的。两种人都说出了事实，只是着眼点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和失败常常只在一念之差，就看你把眼睛盯在哪里。

（2000年）

拿不起你就得放得下

我信奉一个简单的管理原则：拿得起，放得下。

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管理者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拿得起。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诸葛亮，什么都懂，也有足够的精力事必躬亲，当然最好；如果自己拿不起，那么就得放得下，放手让别人去管，发挥别人的能量。最糟糕的状态是管理者既拿不起，又放不下。于是所有的事情就被吊起来了，既上不去，也下不来。一个单位若碰上这样的领导，实在是场灾难。

不幸的是，很多中国管理者往往如此，他们大多不懂专业，也不懂电脑。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干，该自己拿的什么也拿不起。例如，一些很简单的文件或发言稿，都需要经过秘书起草、打字员打字、领导批改三道程序，几百字的文章在三个人之间传来传去，折腾几天。可是他们又具有很强的权力欲，该放下的什么也放不下，事事需要审批，以致在这些单位或企业，领导不能不在，又不能常在。领导不在，没人负责说了算，所有的工作趋于瘫痪，可是若领导常在，指手画脚瞎指挥，所有的工作又陷于混乱。

中国人就个体而言，工作效率远远高于美国人，但是作为组织的整体效率，中国人却要比美国人差得远。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管理者比中国的管理者拿得起、放得下。美国的管理者大多具有专业知识也懂得电脑，所以很多事情自己能干就拿得起，很少需要秘书代劳起草会议发言稿。同时，美国管理者习惯于在制度下放权，该谁管的事情就由谁负责。美国任何组织的普通工作人员在其权力范围内都可以说了算，不看上级眼色。例如美国驻中国的签证官就可以当场决定批准还是拒绝你的签证，总统也干涉不了。

不久前看过一本书，提倡向婴儿学管理。它把婴儿的生存之道归纳为两点：一是充分相信别人的能力，二是充分利用别人的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自己拿不起，就要放得下，这就是婴儿的逻辑，所以一个吃奶的孩子往往能把家里两代人指挥得团团转，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这婴儿的本事难道不值得所有管理者借鉴吗？

（2000年）

论领导者的服人之道

当领导的服人之道，有三个层次：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当领导的驾驭下属，也有三个层次：让人不敢欺，让人不能欺，让人不忍欺。

要做到让下属不敢欺瞒你，以力服人足矣。利用各种惩罚性的威慑手段，令下属产生惧怕心理，不敢违规越轨。不过以力服人，只可得暂时效果，无法维持长治久安。因为它只能令人口服，难以令人心服。既然不能彻底服人，那么阳奉阴违的事情就免不了，因此，以力服人实属下策。

要做到让下属不能欺瞒你，必须以才服人。要向下属显示出你才识过人，棋高一招，能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同时也要显示你明察秋毫，无论什么人玩什么花招，都不可能瞒住你的眼睛。让属下产生佩服心理，确能令人心服，让他们甘心情愿地跟着你走，将其不轨之心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过以才服人，难度太高，任何领导都不可能是全才，而你的下属有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才，你服得了甲，未必服得了乙，你看得懂丙，未必看得明白丁，只要你不能让所有人佩服你，还是不可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而且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事必躬亲，一个大脑如何能看透众多人的心思？一双眼睛怎么盯得住每一个人的动作？下属若真被重利诱惑，铤而走险，再精明的领导也防不胜防，再有能力的领导，也只能保证表面无恙，难以控制更深层次的细节和特殊情况下的变故。因此，以才服人只能是中策。

要做到让下属不忍心欺瞒你，需要以德服人。用你的人格感召下属，用你的为人感动下属，用你的诚信感染下属，让他们死心塌地地忠于你，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才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到了这个境界，你无须防备下属了，因为你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们产生不轨之心的动机，就算他们有机会坑你，他们也不忍心下手。以德服人，不但可以保证你领导的集体长治久安，而且还能让它焕发出活力和创造力，因此为上策。

其实以德服人比以才服人要容易得多。《水浒传》中的宋江，在108个好汉中是最无能的，可偏偏就他能当头儿。道理很简单，大家都是能人，谁也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本事都盖了。就算你的武功服得了林冲、鲁智深等，你的学识服得了吴用吗？长跑服得了戴宗吗？跳高服得了时迁吗？书法服得了萧让吗？既然比本事谁也服不了谁，就干脆找一个最没有本事，但是人缘最好的人来当头儿，大家谁也不忍欺他，岂不快哉？

（2000年）

满足表现欲与破坏欲

人类有许多天才的发明，其中两个就是卡拉OK和保龄球。因为它们可以满足人类的两大社会性需求。卡拉OK满足人们的表现欲，保龄球满足人们的破坏欲。

人类的这两大欲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有人推想，如果这两大发明能够早几百年诞生，中国历史上真可以减少许多动乱，同时也可以免除许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剧。

卡拉OK诞生并风行于日本绝非偶然。日本人等级观念森严，繁文缛节琐碎，下级在上级面前，雇员在老板面前只能唯唯诺诺做人，谨小慎微做事。幸好有了卡拉OK，日本人才有了潇洒一回的场地和机会。还有很多日本公司，为了让员工发泄对老板的不满，专门开辟了一个拳击室，把老板的头像做成沙袋，供员工练拳。其实这和保龄球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把抽象的目标换成了具体的目标而已。

防川宜疏不宜堵。如果没有这两大发明，说不定日本军国主义早抬头了。

（2000年）

爆竹解禁有害而无益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干了不少蠢事，但不能否认也干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事，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就是其中之一了。任何一项传统民俗的改革，也许都要经过阵痛，毕竟是一下子改变了过去的习惯，最初总有些别扭，反对的声音也是难免的。好在当时政府一声令下，说改也就改了。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过年放爆竹的民俗在城市居民心中已经逐渐淡漠了。那时喜欢点炮仗凑热闹的青少年，而今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对这类的刺激活动也不再热衷了，甚至大多站到了反对面。而新生代的青少年，自出生之日起就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传统民俗，对禁放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历史平静地翻过了旧的一页，一个中华民族的落后习俗，和辫子及裹脚布一样，被历史淘汰了。烟花爆竹作为人们回忆中的记载，沉淀为书本中和电影里的故事。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不妨可以说是移风易俗的成功案例。禁放烟花毕竟没有像当年剪辫子一样，惹得一大群人要死要活。可遗憾的是，这个陋习几年前竟然在某些人的提议下死灰复燃，平白给社会增添了一堆麻烦。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烟花爆竹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大可以危害国家社会的安全，小可以损害百姓的身体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一，它危及国家安全。如果敌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发动战争，春节期间无疑是最好的时机。这时候全国上下爆竹声声、震耳欲聋，烟花火光硝烟弥漫，就算导弹飞过来人们也不以为然，说不定还以为是什么新式礼炮呢。

第二，它危害社会安全。当前反恐已经成为全世界头号大事，而恐怖主义分子最有效的武器不是枪支而是炸弹。中国的大城市将成为制造炸弹最方便的地方，春节将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囤积炸药最好的时机。在每年北京市燃放的数十万吨烟花爆竹中，取沧海一粟，也足以把中央电视塔炸到天上去了。

第三，它危及百姓生命财产安全。2009年元宵节晚，央视副楼因爆竹燃放失控而起大火。这一天，早在北京解禁烟花爆竹那一天就应该想到了。这只不过是因为央视的知名度才引起媒体的关注，在此之前已不知有多少百姓的房屋被烧毁，多少孩子被送进医院的急诊室。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与在森林里点火抽烟无异，灾难最终难免，这只是个概率大小的问题。

第四，它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我国在2002年核准了《京都议定书》，这个议定书的主旨就是要世界各国承诺共同保护地球的大气层，联手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尽管中国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无须做出二氧化碳减排的承诺，但是中国终有一天会毕业的，成为工业化国家，承担起减排的义务。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对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施加压力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届时如果本国完不成减排指标额，就必须花钱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清洁能源项目，或者直接花钱四处购买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到那时候，每年春节燃放烟花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会为整个国家增加巨大的减排负担，而这个破坏大气层的罪孽，需要支付额外的巨款才能赎清。因此，它又将转化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肩头的财务负担。

第五，它浪费了大量的钱财。每年春节，都会有一大笔国民财富在灰飞烟灭中化为乌有，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烧钱游戏。哪怕把这笔钱用来大吃大喝，也至少可以让广大农民获益。可是从这种烧钱游戏中得益的只有个别特殊行业，对拉动内需的贡献微乎其微。

第六，它增加了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自从燃放炮仗烟花解禁之后，每年春节期间都成为各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鬼门关，每一个行政官员、警察、保安的神经都高度紧绷着。如果把警察局、救火队、街道办事处、居民区物业管理公司、城市环保公司和各类医院诊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都计算在内，社会付出的成本远远超出以往禁放时期，而这些成本都会转化成纳税人的负担，分摊到我们每个居民头上。

第七，它制造了高分贝的噪声和大量有害气体。这危害人民健康，影响居民休息和娱乐，影响看电视节目，影响打电话，影响亲人团聚，影响朋友叙旧，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凭空增加了医院耳鼻喉科和呼吸道的就诊量。

……

够了，仅凭以上弊端难道还不足以废除烟花爆竹吗？可是麻烦的是这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传统陋习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下一次再判它死刑可就要颇费周折了，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已经见过烟花炮仗了，至少在他们学会理性思维之前，会对禁放投反对票。

不过，在《京都协议书》的大框架下，历史还是给中国人留下了最后一次移风易俗的有利机会。中国可以趁还享受着发展中国家豁免权的时候，赶紧废除燃放烟花爆竹的陋习，然后把因此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出售给发达国家和碳基金，再将这笔用碳减排额换来的银子，去保障那些烟花爆竹厂职工后半辈子的退路。

（2009年）

“酒桌文化”纯粹是糟粕

中国人有很多传统陋习，烟花爆竹是其中之一，“酒桌文化”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理智之人，我至今也没法理解酒桌文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也无法理解很多人在酒桌上的言行有什么实质意义。我所理解的“酒桌文化”，就是一群人在酒桌上一边做着自己违心的事情（喝酒），一边在不断逼迫别人做违心的事情，大家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毫无意义的敬酒词，用相互吹嘘（或嘲笑）酒量的废话浪费着时间，比赛能让自己少喝酒而让对方多喝酒的本事。不但要让自己的身体遭罪，而且也要别人的身体陪着自己遭罪，最后让大家神志不清地回家。其中不乏酒后开车的冒险动作，把自己和归途中的路人都置于危险之中。

有人说酒是融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种说法和抽烟人的借口如出一辙，我就不相信少了烟酒就交不到朋友。至少我决不会与强迫我喝酒的人交朋友，难道一个强迫你干不情愿的事情的人值得成为朋友吗？当然，不可否认，酒可以活跃饭桌上的气氛，让人们放松。但是活跃饭桌上的气氛不一定非要酒不可。我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每当别人相逼劝酒时，我总是采取一个圆通的办法应对：应诺对方喝一杯酒，我就讲一个荤笑话。这同样可以活跃酒桌上的气氛，而且效果更佳。虽然荤笑话也有不雅之处，但是相比“酒桌文化”的无聊，我宁愿两害相权取其轻。

有人说酒桌上人们容易沟通。其实，我发现“酒桌文化”恰恰在阻碍而不是促进人们的沟通。本来有人请你吃饭，是想在饭桌上谈点正事，可是只要沾上酒，席间反而无法安安静静地谈正经事儿了。谈话会不断地被毫无意义的敬酒词所打断，大家需要不停地起立应付敬酒，以致一顿饭下来，你都很难把一件完整的事情谈透，把一个完整的观点表述清楚。

有人说喝酒谈生意容易成交。不过，我从不相信几杯酒能换来几百万生意这类奇迹。即使酒桌上能成交，原因也在酒外而不在酒中。谁要是相信一个神志不清、满嘴胡言的人的承诺，说明他就是个轻率之人。我宁愿相信在办公室里头脑清晰的谈判结果。那种坚持不喝酒就不与你做生意的人，只能说明他的生意可做可不做。

有人总以为不喝酒办不成事。可我认为恰恰相反，“酒桌文化”耽误办事效率，一个地区的人效率低，发展速度就慢。在中国，你很容易发现，越是发达富裕的地区，“酒桌文化”的影子就越淡漠；而“酒桌文化”发达的地区，几乎都是落后地区。劝酒的陋习不但挡住了谈正事的人，同时也浪费了大量谈正事儿的时间。从小里说是喝酒误事，往大里说是喝酒误国。

我曾经兼任东北某省政府的顾问。有一次该省要开招商会，请我给他们找投资商。本来我认了6个名额，结果只请来了3个。有的投资商一听说要去东北，吓得直摇头，说不去，怕东北人灌酒。东北人也许没有想到，一直被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酒桌文化”，竟然成为阻碍自身发展的绊脚石。后来我找来的一家投资商决定在当地投资两亿美元，当地政府为此举办了一场郑重的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一个记者采访我，要求我谈一下对该省招商引资的建言，我只说了两个字：戒酒。第二天，我这两个字的建言出现在了当地日报的头版上，结果是闭会答谢宴会上，没人再提议喝酒。

还有一次，我给西部某省发改委组织的地方政府官员培训班讲课。讲完了课后，发改委主任问我想到哪里玩，我说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于是发改委主任抓起电话，拨通了当地县长的号码，先是劈头盖脸地训了县长一顿，说他不爱学习，给了名额也不来学。县长在电话里一个劲求饶，说自己忙得脱不开身。

发改委主任打断他的话说：“好了，不要找客观原因了。我现在把老师给你送去了。给你两个任务，一是把老师招待好，二是要好好向老师学习。不要因为穷就总伸手向我要钱，就算我想给你钱，也不能凭空给呀。你要学会打造一个讨饭的碗来要钱。讨饭碗就是项目，懂吗？至于怎么策划项目，你问老师好了。”

县长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从景点回来之后，县长请我吃饭，并且把几乎所有的相关部下都请到了。饭桌上，他恭敬地对我说，要完成发改委主任给他的学习任务，带领全体部下聆听老师的教诲。本来我也认真地准备了几个适合当地的项目，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借这些项目的资金脱贫致富。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谈正事，轮番敬酒的礼仪就开始了，每一个在场的官员都说了一通礼貌的废话，同时为了劝我喝上一口酒，充分地展示了各自劝酒的口才。以喝酒为中心的话题一旦启动，就收不住了，大家开始吹嘘谁最能喝酒，谁的酒品最好，等到大家想起要学习的主题时，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两个小时了。在剩下的半个小时里，我试图阐释我准备的项目，但是这时桌上的所有人都已经神志不清了，没有人再关心我说的话题了。回到省城，发改委主任问我，县长学习得怎么样。我实情相告。他无奈地苦笑道：“天天喝酒误事，活该他们县穷。”

“酒桌文化”不但误事，而且造成极大浪费。我想，如果那位县长把每天酒桌上的公款消费都省下来，不用向上伸手也足以为当地百姓办件大事了。

如果说，那些热衷于弘扬“酒桌文化”的人个个都喝酒上瘾，不喝酒吃不下饭，我倒真能理解他们。可最让我看不明白的是，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恰恰不愿意喝酒，甚至把喝酒视为受罪的苦差。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更尊重烟民，他们抽烟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他们实话实说，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可是酒徒却要虚伪得多，明明不愿意喝酒却偏要喝，不但自己受罪，还要强迫别人陪自己受罪。

有好几次，我在酒后做过认认真真的民意调查。我问遍了曾经喝酒的每一个人，他们到底是否真心愿意喝酒。所有的回答都是“不”，无一例外，甚至连提议喝酒的人自己都不是真愿意喝，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每个人都喝得东倒西歪。这真是“酒桌文化”中最奇特的现象了。每个人都言不由衷地做着自己不情愿的事情，这在管理学术语中叫做“虚假合意”，很多灾难性的决策就是这样做出的。其实，席间只要有一个敢于对自己负责的诚实人坚持说“不”，这场让大家受罪的灾难就完全可以避免。

以前，我当过一个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为了整顿公司大吃大喝的恶习，我带头提倡快餐文化。凡是客户来谈事情到办公室谈，不在酒桌上谈。赶上吃饭时间就吃工作餐，半小时结束，从不喝酒，一切从简。我心想，我总经理拿出来报销的餐费票据只有几十元钱，手下的人好意思成千上万地吃吗？很多人对我的做法不以为然，以为这样一定会得罪客户，等着看我的笑话。可谁知结果恰恰相反，所有的客户都一律由衷地赞成我的原则，跷起大拇指夸道：“房总是个实在人，和房总打交道放心。”

这个经历告诉我，“酒桌文化”实际是个虚伪的窗户纸，一捅就破。破除这个陋习，其实只需要每个人在酒桌上像孩子那样诚实地说出来：原来皇帝没穿衣服。

（2009年）

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我喜欢简朴的生活。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赴酒宴吃大餐。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好吃的饭菜不是珍稀佳肴，不是特色风味，而是普通的家常饭。家常饭最简单，因此它最便宜也最好吃。在这个世界上，最简单和最便宜的东西往往就是最好的东西，这是常识。

我分析问题喜欢用常识，我认为常识往往是最靠得住的。但这个眼皮底下的真理，人们往往看不到。人们的好奇心总是驱使他们去探索那些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而往往容易忽略眼皮底下的东西。

什么是家常饭？家常饭是我们的祖先用嘴巴尝了千百年，最后筛选出来的精品，于是才落到了我们千家万户的饭桌上。这不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最好的东西为什么最便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好吃所以就普及了，普及了需求量就大了，需求多了产量就高了，产量多了价格自然就便宜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东道主都会热情地招待我吃当地的特色菜。其实我对特色菜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的胃不是一个好奇的胃。常识和感觉都告诉我，我的胃习惯吃什么，吃什么最舒服，就喂它吃什么，它与特色没有关系。常识同样告诉我，凡是特色菜大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难想象，如果它真是好东西，自然会普及到全国各地，就成了家常菜。它们之所以还停留在特色菜的水平上，说明还不够好，普及不了。

广东人以善吃而著称全国。每次我到广东，当地的东道主总是热情地请我去吃野味，满桌摆上毒蛇、蝎子、穿山甲、果子狸，不要说吃，光看就胆战心惊了。我只好委婉地批评东道主，实在是低估了我们祖先的智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祖先认为果子狸好吃，当年他们为什么不养果子狸，而去养猪？这说明他们认为猪比果子狸好吃。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吃又便宜又好吃的猪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吃又贵又不好吃的果子狸呢？

我不喜欢吃珍稀佳肴和风味特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越稀有的东西，价格就越高，价格越高越有作假的空间，商家就越会产生作假的动机。燕窝鱼翅是珍稀佳肴，因此作假的现象最严重。有一个业内人士告诉我，全国餐馆里卖的燕窝鱼翅，99%都是假的，是由天然乳胶做的。这消息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之后，我对所有具备作假利润空间的食品都心存疑虑。于是凡是不放心的地方，最好就吃鸡蛋炒西红柿。鸡蛋这么便宜的东西，总不至于作假吧？作假也困难。至于西红柿，容易洗干净。

说来说去，靠得住的还是家常菜。真理是最简单的常识。

（2002年）

自尊心究竟有什么用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自尊心究竟有什么用处？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自尊心简直就是个多余的东西。强者不需要它，弱者又受累于它，对于陌路人它无从产生，对于亲友它又无事生非。

自尊心敏感的人，往往特别在乎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仿佛是为了别人活着，你说累不累？真正自信的强者，根本不需要自尊心，因为他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他。谁要是瞧不起他，他会付之一笑，有的是人瞧得起他，少你一个无妨。而真正的弱者，也不需要自尊心，明知道自己弱小，不如承认现实，泰然处之。就像孩子面对大人，要自尊心有什么用？

在夫妻或情人之间，自尊心更是害多利少。夫妻俩吵架了，气一消，双方道个歉也许就完事了，可是若任意一方自尊心作怪，就容易形成僵局，最后导致离婚。情人之间恋爱没谈成，一方提出分手，如果另一方自信豁达一点，就平安无事，你不爱我，我去找别人，反正这世界上总会有人爱我。可是若被甩掉的一方自尊心作怪，麻烦就来了，很多怨恨报复由此而来，有的甚至闹出人命官司。

这个世界上最看重自尊的，是那些过去曾经强大过的弱者。尽管他们今天的地位已经衰落，但是其精神仍旧停留在过去的辉煌之中。他们对于别人的态度非常敏感，一丝一毫的不恭，都会引起他们过度的反应。和这类人打交道实在是个麻烦，他们的贡献往往低于他们所要求的待遇，稍有不慎就会惹翻他们。这种人是社会的负担，而自尊心又是他们身上的心理负担，整天背着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生活，其实也很累。

个人如此，民族亦然。中国人的自尊心表现最为畸形时是在19世纪中叶。衰败的大清帝国仍旧沉浸在往日的辉煌之中，明明已经落后了可仍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付夷邦。结果，中华民族为了这种愚昧的“自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败再败。而同一时代的日本人则乖巧得多，面对列强军舰的炮口，日本人自己咬碎了自尊心吞进肚子里，承认自己是小孩，虚心向大人学习，其结果迅速成长为与各国列强并列的大人，最终还骑到了自己老师的头上。

自尊心对强者是废品，有它没有意义；对弱者是奢侈品，有它也消受不起；对于那些曾经强大过的弱者是毒品，可解一时之快，但贻害后生。你说要它有何用？

（2000年）

自信与骄傲划清界限

人们常把骄傲和自信相提并论，可严格来说，两者有原则上的区别。

自信仅仅针对自己而言，指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当然也有可能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可是骄傲不但涉及如何看待自己，而且还涉及如何看待别人。骄傲者，一方面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还会过低地估计别人的能力，并总喜欢用自己的长处去对比别人的短处。

一个自信的人可能同时会正确地对待别人，所以自信者未必一定骄傲。但是骄傲者必然过分自信，既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对待别人。

有人提倡宁自信勿自卑是有道理的，自信者尽管有可能摔跟斗，但是总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相信自己。勇于尝试，敢于胜利的人，即使成功的希望很小，但毕竟会有希望。可是一个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自卑者，则连半点成功的希望都没有了。连努力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自信在很多情况下不但不是缺点，反而还是优点。

可是骄傲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优点了，也从没有听说有人提倡宁骄傲勿谦虚的。自卑不如自信，可是谦虚总比骄傲强。

最重要的是，要划清自信和骄傲的界限，自信和骄傲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2000年）

妥协比坚持更需勇气

在一般人眼里，坚持抗争等字眼从来都是和勇敢坚强相提并论的，而妥协让步等字眼似乎总是与胆怯懦弱形影不离。不过在我看来，这似乎武断了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妥协甚至比坚持下去更需要勇气。

中国人在交往中特别注重面子，这面子是没用的东西。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商务交往中，很多相持不下的僵局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障碍，而纯粹是由面子下不来造成的。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完全压倒对方的想法是愚蠢的，也是不现实的。既然没有可能完全压倒对方或消灭对方，那么僵持下去实际上是一种自暴自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此时谁能够主动退让一步，打开僵局，促成双方的和解和合作，则不但体现了勇敢，而且表现了智慧。

坚持抗争意在战胜对手，而妥协让步则要战胜自己。俗话说，胜人容易胜己难，能够战胜自己的人，你能说他不勇敢吗？

（2000年）

历史也是失败者写的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仔细想想，不尽然。其实，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失败者写的。当然，写历史的执笔者自然是胜利者，可是如果失败者采取另一种行为方式的话，那么也许胜利者就会用另一种笔法来描写历史了。

俗语说“赢者大度”，我相信赢者都是愿意表现大度的。既然赢了，要争取的东西得到了，为什么不留一个“大度”的好名声呢？可是事实上，很多赢者都是很不大度的，历史上很多中国人不但继续剿灭反对者，而且还要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把人家打翻在地也就罢了，还要踏上一脚，叫人永世不得翻身，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吗？

不过如果你站在赢者的角度替他们考虑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这样做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输家总是不认输，不认输就要报复，历史证明，这种报复一旦实现也是相当残酷的。为了杜绝失败者的报复，胜利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把他们彻底地剿灭。也难怪胜利者要坚持“专政”制度，政权不“专”不行，否则一旦输家翻上来，自己就得人头落地。所以，表面上看，赢者在写历史时是主动的一方，可是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输家行为方式的被动反应。如果历史上所有失败者都能够大度一点，甘心服输，说不定这历史的篇章就真有可能重写。

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社会实现，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就是西方失败者的风度和气量。简而言之，西方人比中国人更输得起。“投降”按西方人理解是一个中性词，可是在中国人看来就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失败了就投降，这意味着输了服输，这在西方人眼里稀松平常，可是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奇耻大辱。

在西方历史上，统帅战败投降，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在中国历史上，降将和降臣总背着恶名，至于降君就更是被后人当做笑柄了。西汉名将李陵算是输得比较壮烈了，可是因为投了降，至今名声不佳。而历史上称颂的都是像文天祥这样誓死不降的英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有的失败者即使甘心服输，可是因为担心身后的名声，也不得不垂死反抗，或图谋雪耻。这种文化传统，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使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是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戒备心理，于是才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杀降坑卒、焚书毁迹、诛九族灭门等悲剧。

其实，中国政治中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面子问题。中国人失败了，这面子上下不来，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如果不能一雪耻辱，就干脆一死了之。历史上输得比较有气量的算是与唐朝争天下而败的夏王窦建德了，他战败被俘之后，还劝他的重臣降唐，辅助唐王朝建立太平盛世，可谓是一个明事理、识大体的英雄了。可是即使如此，他本人的面子还是放不下来，宁愿上刑场，也不愿低一下头被削为庶民。

中国文人写的历史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自然，谁也不愿意当贼，失败者要想翻案，除了打倒胜利者、使自己成为王侯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中国人能够“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也许老百姓真能过上太平日子。

一个民主制度的建立离不开赢家与输家的妥协，这种妥协不但需要“赢者大度”，同样需要“输者大度”。前者还相对容易一些，后者反而不容易做到。胜利者战胜的是别人，而失败者需要战胜的则是自己。扭转自己的感情，总是非常痛苦的，有人宁愿一死，也转不过这个弯儿。

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戈尔输给了共和党的布什，尽管双方在输赢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但是一旦法院最后裁决布什胜出，戈尔立即挂电话向胜利者布什表示祝贺。作为回报，布什在他的答谢演说中也一反竞选中对戈尔的攻击态度，赞扬了他在辅助克林顿执政时期的贡献。赢者和输者都表现出了大度。也许，这一幕美国人早就习以为常，有人甚至会认为这是虚伪的把戏。可是，你不妨想一下，如果输赢双方不是这样，会出现什么局面？输者的反目、赢者的镇压，这一幕在很多国家上演的还少吗？很多国家不就是因为始终迈不过这一门槛，至今还处于战乱中吗？因此可以说，只要在一个双方都认同的规则下竞争，无论这个规则是战争还是选举，失败者的态度将决定社会和平或政治民主的确立。这样说来，历史不也是由输者书写的吗？

一般来说，只要输者能够大度，赢者总是愿意大度的。输者认不认账，有没有合法和守规则的输家，是民主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

在所有大大小小的民主选举中，我由衷敬佩的不是赢者，而恰恰是输者，尤其是那些明知没有希望赢，还要坚持“陪太子读书”的勇者。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身躯，铺平了通往民主制度的坦途。

（2000年）

囚犯难题背后的启示

一个叫做罗伯特·艾克斯罗德的人曾在电脑上设计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程序，叫做“囚犯难题”。游戏中警方分别审讯甲乙两个同案犯，根据警方的政策，两囚犯分别有以下选择组合。

1.甲乙合作，双方都抵赖，每人各判一年刑。电脑上两人各得三分。

2.甲乙都坦白，相互背叛对方，两人都判三年。电脑上两人各得一分。

3.甲乙两人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坦白者释放，抵赖者判五年。电脑上坦白者得五分，抵赖者得零分。

罗伯特选择了若干假想的囚犯选手，进行了200轮循环比赛。一个选手以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获得了积分冠军。这个程序被称为“一报还一报”，它的基本原则如下。

1.与任何同犯第一个回合总是选择合作（抵赖），如果对方也选择合作，就一直保持合作到底。

2.只要对方背叛，下一轮一定以背叛报复。

3.报复之后，下一轮仍恢复合作。

4.上述原则保持不变，以取信于人。

显然，这个“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最终胜利基于引导对手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不在于想方设法占对方一点小便宜。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如何在人们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个关系无论在商场上、政治上抑或个人关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商场上信誉濒临崩溃，如何与商业对手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有时候也需要借鉴上述囚犯难题中“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你不欺我，我不欺你；你若欺我，我必欺你；欺你之后，克己复礼；建立信任，合作到底。

（2000年）

为方便管理者的规矩

在纽约待久了，刚一回到北京，总感觉有些不太适应。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显然不是来自物质领域。平心而论，今天的北京所拥有的物质基础已经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了。令人感到不习惯的是一些无形的东西，例如各种规定和思维方式，其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形成一张无形的巨网，无论你干什么、做什么，都会碰到这张网。

著名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有一句至理名言：“一个社会可以没有自由，但是不能没有秩序。”秩序是由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维持的，成文的规定叫做法律，不成文的规定叫做规矩，上至国家、下至家庭，无一例外，有规才能有矩。

在民主社会，绝大多数规矩都是从方便被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而制定的，尽管这有可能给管理者带来很大麻烦。可是在北京，大多数的规矩都只考虑到管理者的方便，而往往忽略了被管理者的方便。但在南方一些城市，这种色彩会淡得多。

在这里，我所说的管理者并非特指政府官员，我是泛指一切有权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制定规矩的人，从商店的经理、银行的主管、街上的交警、旅馆的领班，到街道的治安员、保管自行车的老大爷、开电梯的大妈。政府颁布的法规至少还要经过专家的斟酌，还要参考他国经验，照顾社会影响，而那些由具体管理者制定的土规矩，才真正反映出这个社会最深层的思维方式。

举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例子，一般大楼或居民小区原本都有好几个门，没有保安的时候，所有大门都开着。可是只要有了保安，他们一定会锁上其他大门，只留一个门供人进出。为了自己管理方便，他们宁愿让大家绕墙半圈方得进入；又如，交警为了减轻某些重要交通路口的交通压力，干脆就封闭其中一个方向的路口，让司机绕上几公里还转不过来；医院看病，挂号、开方、计价、交费、取药，每个环节都要排一次队，一趟折腾下来能把好人都累出病来。还有办理汽车牌照、交电话费、工商注册等手续，管理者们制定的规矩只从自己方便的角度出发，令被管理者和消费者不胜其烦。

一个人的身份总是有多重性，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扮演管理者的角色。一个人只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当管理者，可是一出了这个范围，你也就和其他人一样，成了顾客、消费者、被管理者。可是我就不明白，当人处在自己职权岗位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考虑一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浅显的道理孔子2600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并不属于西方。

（2000年）

宁可“堕胎”而不要“避孕”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同一场没完没了的猫和鼠的游戏。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钻法律的空子，以追逐超额利润，而政府则竭尽全力守住法律的防线，以阻止企业违规。一般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两种防守原则：一是“避孕”，二是“堕胎”。

“避孕”是一种主动防守的原则，政府预先布好防线，由企业申请批准通过。这一原则的好处是能够预先采取措施防止违规操作发生，但是坏处是容易造成政府部门权力膨胀，各种官僚审批手续烦琐，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堕胎”是一种被动防守的原则，政府对企业行为不预设防线，而等发现有违规行为后，进行事后追查，对其后果采取惩罚措施。“堕胎”原则的坏处是无法事先控制企业的违规行为，只能亡羊补牢，但好处是给予企业宽松的经营环境，有利于焕发其经济活力。

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采取的是典型的“避孕”原则。以企业注册为例，成立一个企业要受到注册资金、经营范围、股东人数、无形资产比例、办公地点、企业性质等诸多限制，还要盖一大堆公章，这些公章的意义无非就是证明你是“好人”，历史清白、动机纯正。每盖一个章，就证明你离好人近了一步，所有的章盖齐了，你就成“好人”了，就有资格办公司了。可是你若凑不齐这些公章，就无法证明你是“好人”，那么对不起，你的企业就不准出生。

规定上述限制和烦琐程序，如同给长江加护栏一样。原本是想设道篱笆挡住坏人经商，结果是虚佞之徒一个没挡住（都翻栏杆进来了），倒把老实人全挡在外边了。企业注册程序中还有一个很滑稽的规定，需要法人的档案所在单位出具证明。改革开放20余年，机构被改得面目全非，职工流动得踪迹难寻。很多人已经搞不清自己的档案在哪里了，难道他们就没有资格成立公司了吗？

工商登记规定企业注册资金不得抽逃，这明显有悖于商业常识。公司开张，钱是一元钱一元钱花的，为了验资将一大笔资金冻结在注册账户里，显然不利于资金周转和有效利用，所以99%的公司都会想方设法抽逃资金。如果一个法规连一个认真遵守它的人都框不住，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注册资金的作用是为有限责任公司划定一个赔偿责任范围，公司股东承诺一个数不就行了，何必要真金白银地冻结资金？事实上，真到公司倒闭的时候，有多少公司真有能力按照注册资金承担责任？

由于种种“避孕”措施，办一个企业历尽周折，少则一个月，多则数月。很多企业还没有来得及领取营业执照就被拖垮了。难怪很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工商注册视为畏途。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管理实行的是“堕胎”原则，居民成立企业，通知政府一声就行了，无须审批。在西方老百姓眼里，哥儿几个愿意组织一个公司，自己养活自己，关你政府屁事，凭什么要你批准？在政府眼里，只要你企业守法交税，我乐见其成，何必干涉？不过你企业可别违规，一旦发现违规，一定给予重罚。

在中国，“避孕法”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原则，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无论是何种机构，加强管理就意味着提高堵截门槛。有一次我到一家国内银行存支票，由于把“贰”字多写了一画，就被银行退了票。银行方面给我的解释是，它们这样苛刻完全出于对客户的安全负责，通过严格的管理把危险因素排除在外。至于它们的负责态度给我这个客户增加了多少麻烦，并不在它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我在美国每周都要填写一沓支票，无论支票上字迹多么潦草，银行从来没有因此退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对此放任不管，它们采取的管理方法是典型的“堕胎法”。各家银行每个月底都会把我签发的支票按照上面的地址寄回来，如果哪一张支票不是我签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然后立即通知银行，报警追查。让自己鉴定自己的签字，比任何银行专家的鉴定都更加权威。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程序设计，既给予顾客最大限度的方便，又不会放过任何危险因素。

“避孕”原则主要考虑的是管理者操作方便，而宁愿给被管理者制造麻烦。相反，“堕胎”原则则主要考虑的是被管理者的方便，而宁愿让管理者承担更多麻烦。如果在两者之间我必择之一的话，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拥护“堕胎”而反对“避孕”。

（2002年）

三种不同的控制机制

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管理机制的设计与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是一样的。所有的控制系统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主动控制系统、被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

主动控制被称为“避孕法”，控制者先发制人，预先设定防线，凭主观意志并使用超现实的手段来预防行为偏差。主动控制的优点是操作简单、省力，缺点是控制行为往往脱离现实，容易产生过度防卫。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取超经济的主动控制手段，层层审批的程序就像一层又一层的“避孕套”，企图把偏离计划的因素事先就挡在实施计划的门外。

被动控制被称为“堕胎法”，控制者后发制人，对偏离因素不是事先主动堵截，而是事后被动追剿，以便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决定采取什么措施。被动控制的优点在于受控目标精准，手段恰当，不容易偏离现实情况；缺点是控制难度较大，很容易造成失控现象。例如，强调无罪推论原则的西方司法制度就是典型的被动控制系统，犯罪嫌疑人没有违规就不能采取行动，但是一旦犯罪行为发生，即使采取措施也无法避免严重后果了。

自动控制被称为“闭环法”，控制者事先预订出若干个解决方案的选择。然后在量化的基础上给控制系统设定临界值作为控制扳机，每一个临界值都自动指向一个预定的选择方案，把整个管理系统固定化。例如在非典时期，每一个机场车站都安装了红外线测温仪，以旅客体温38℃为临界值，低于或者高于38℃，分别会指向两个预定的选择措施：体温低于38℃就放行，体温高于38℃就“收监”。自动控制系统的最大好处是管理成本低，决策效率高，但是其缺陷是无法处理超出预定指标的例外情况。

一般来说，自动控制系统往往由三个子系统构成。

1.信息采集系统，其所有控制信号均来自系统本身。

2.信息分析系统，由一套量化指标构成鉴别信息的尺子。

3.信息反馈系统，设定临界值来决定采取何种反馈行动，把复杂的决策简化为电脑1或0式的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自动控制系统随处可见。例如空调系统就是非常典型的自动控制系统，感温仪负责信息采集，温度计负责信息分析，继电器负责信息反馈。当感温仪采集的温度信号经温度计鉴别后，认为已经达到设定的最低温度临界点，继电器就选择断开电源；如果信号相反，达到最高温度的临界点，继电器就选择接通电源。

复杂的控制系统，往往需要通过分级控制的模式来实现。如果善于设计自动控制系统，同时能够把主动、被动、自动三个控制系统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则是管理者的最高境界。

首先，把常规性的问题设置成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范围，由基层管理人员根据临界点的判断执行预选方案。一般来说，自动控制系统适应的范围越大越好，说明管理的水平越高。如果自动控制范围能够达到全部工作量的80%以上，管理成本会大大降低，管理效率会大大提高。

其次，把超出规范的例外现象设置成被动控制系统的控制范围，由巡查一线的中层管理人员相机处理。中层管理人员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哪里出了问题就应该出现在哪里，迅速解决超出掌握自动控制系统的一线人员能力之外的事件。一般来说，例外现象越少，说明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得越好。需要被动控制的工作范围最好不要超过15%，否则管理成本就会太高而效率则会降低。

如果例外现象频繁出现，并且规律性出现，就说明整个系统的设计出了问题，需要进行制度和程序的变更，这就要交给系统高层管理人员来处理了。他们扮演的是主动控制者的角色，是设计和修改整个控制系统的策划者。一般来说，主动控制的工作量最好不要超过5%，否则会影响其他两个控制机制的正常运转。

一个好的分层控制机制，应该是自动控制范围越大越好，被动控制范围越小越好，主动控制范围没有最好。

（2006年）

民主培训要从小区开始

在中国，每一个小区就是社会的微缩版。如果你想研究社会的行为模式，最简单的办法是，随便找一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研究一下，你会惊奇地发现，其无论在角色定位还是在管理方式上，都存在诸多错位。

1.角色定位的混乱

按理说，物业管理公司是业主花钱请来为自己服务的，但是它们似乎不这么认为。大部分物业公司是开发商聘请来的，居民在没有预交物业管理费之前，甚至连进门的钥匙都拿不到。业主从入住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物业公司预先设置的各种规章制度之下。他们装修自己的房子，需要向物业公司申请报批，并缴纳装修管理费；进自家门需要向物业公司领取业主的标志卡，并接受保安验证；搬自家东西出门需要物业公司开出门条，并接受保安检查。在小区的告示栏中，几乎每天你都会看到物业公司颁布的各种规定和通知。因此，物业公司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这个小区的真正主人。

我居住的小区是北京市的模范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也是全北京的楷模，至少他们对待业主的态度是无可挑剔的，不像很多其他小区，保安一脸的凶神恶煞。可即便如此，他们的很多行为模式仍不可避免地露出了习惯的特色。

我的办公室离家只隔一条马路，走南门最近。可是有一段时间，物业公司宣布封住南门，让所有居民一律走北门，害得我每天上班要多走十几分钟。这一规定当然是打着为业主安全的旗号，可是业主们并不领情。几经抗议，物业公司不得不打开南门，但是设了一把电子锁，要求每个居民花3元钱领一个钥匙牌自行开门，而且南门晚上10:30后就人工上锁，有钥匙牌也进不来。我经常工作到深夜，不得不绕着小区走半圈从北门回家。白天我也经常忘记带钥匙牌，不得不在门外耐心地等候其他业主给我开门。而小区的保安则无可奈何地站在大门里看着我，因为他也没有钥匙。

对于物业公司出台的各种规定，也许北京居民早就习以为常了。正如他们早已习惯了某些限行规定：一会儿汽车单双号限行，一会儿按尾号限行，一会儿又按尾号轮流限行，尽管没有人记得住这么复杂的规则，可是人们最终还是选择接受。可是我无论如何无法习惯，透过这些规定，我看到权力是如何异化的。

·首先，究竟谁有权力规定业主走哪一个门。这个权力显然不属于物业公司。一个业主聘请来为自己服务的管家，怎么能决定主人该从哪一个门走，怎么能自说自话就擅自锁上主人家的门？

·其次，这些规定出台的意图是为了管理方便，而全然不顾业主是否方便，业主花钱请了个管家，本想把麻烦事交给管家而自己图个省事，可是没想到管家为了自己省事给主人找了一堆麻烦，这钱花得值吗？

·最后，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人人都能开的锁能挡得住窃贼，他们会想尽办法跟随其他业主混进来。结果是大门上锁唯一挡住的是业主自己，害得他们常常要绕圈才能回家。

即使大门上锁有助于增加小区的安全，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成本收益比的问题。为了一个发生概率不到1%的风险，去忍受一个天天都折磨你的麻烦，实在是得不偿失。就像人们不能因为预防某个偶然从天而降的花盆，而天天顶着钢盔上街。

2.财务缺乏透明度

物业公司的财政收支基本上是个黑箱。物业管理费交多少，车位管理费交多少，装修管理费交多少，这些都是由物业管理公司决定的，业主没有定价权利。这好比我请了个保姆为我服务，工钱多少、加班费多少，都由她单方决定，如果哪一天我拖欠了工资，她甚至可以不让我进门。例如，有一次我因为拖欠了车位管理费，车子就被拦在门外进不来。既然地下车库的车位我已经花钱买下来了，那就是我家地盘的延伸，你不能因为我拖欠了管理费就不让我回家吧？

家庭请保姆，她的个人收入和她掌管的家庭公共开支是分开的。她买菜花了多少钱按账结算报销，而她的工资与此没有关系，是另外单独支付的。可是物业公司对业主实施的是大包干制，公司的收入、员工的工资和小区公共开支是混在一起的。这相当于业主合计交了一大笔税金，物业公司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开支，例如绿化、清洁、修理、安全等服务成本，余下的作为公司和员工的收入。这样的安排显然对业主十分不利，出于本位立场，物业公司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首先会是公司的收入，其次是员工的工资，最后余下的钱才会考虑为业主提供服务。难怪，几乎没有一家物业公司会公布自己的收支细目。即使公布，都是含混不清的大纲，例如绿化开支、修理开支、工资开支等。这种囫囵账，谁都可以拍着脑袋编出来，根本无法审计，所以没有任何意义。

不难理解，在这种大包干的财政体制下，物业公司根本就不想把账算清楚。收支越粗放，账目越糊涂，越有浑水摸鱼和从中渔利的空间。

有一天，我根据自己缴纳的物业管理费单价和小区的建筑面积，认认真真算了一下物业管理公司的收入，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足足1000多万元。如果让我来承包管理这个小区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一半的成本达到现有水平。我会留下必要的保洁员和修理工，把管理人员和保安裁掉一大半，留下的少数保安只需管好车辆就行。在我看来，那些在大门口和每一栋楼门口站岗的保安都是些摆设，除了给好人找麻烦之外，坏人一个也防不住。那些每天塞到业主门缝里的淫秽广告单就足以说明问题。留着他们无非是掩人耳目凑数充饷，或者就是用来解决与业主之间冲突的暴力威慑力量。

网上经常有这样的报道，小区居民无法忍受物业公司的劣质服务而拒交物业费，与物业公司发生冲突，最后被保安殴打。在物业公司看来，拒交物业费的性质与抗税无异，既然政府可以对抗税者进行惩罚，为什么我们不行？“屁股”不但指挥“脑袋”，也能指挥“手脚”，这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3.侵占业主的资源

业主买房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的，楼内的公共面积毫无疑问是摊销在售楼价里的。实际上，绿地面积和道路面积也摊销在楼价里了，否则你就没法解释为什么绿化面积和庭院空间大的楼盘价格相对较高。因此，上述面积的产权和使用权都应该属于业主。现在甚至有人论证，停车位的面积也应该归属于业主。可是在绝大部分小区，这些资源都被物业公司用来谋取私利了。

如前所述，保安最应该管的应该是停车的秩序，但是这件事情却恰恰总也管不好，害得小区道路上永远车满为患、交通拥塞。外来车辆进来停泊可以收取停车费，因此物业公司欢迎它们进门，不会阻拦。业主交的车位租金属于预算内收入，而这些外部车辆的交费则属于预算外收入。为了创收，物业公司宁愿让外来车辆挤占路面，害得已经交了车位租金的业主的车常常堵在里面出不来，或者塞在外面进不去。

用于创收的资源不仅仅有停车位，还包括建筑内的公共面积。小区的电梯和楼道里挂满了广告牌，广告费自然成了物业管理公司的额外收入。虽然在电梯及楼道里挂广告牌并不妨碍业主的利益，但是这些都是用业主的资源创下的收入，本应返还给业主，况且那些视频广告的电费都是分摊到所有业主头上的。这好比你雇了一个长工，他种的是你的地，浇的是你的水，可打下的粮食却自己享用了，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4.请神容易送神难

物业管理公司最初进驻小区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业主，因此它们的管理权最初来自开发商，这不难理解。不过按理来说，当业主委员会诞生之后，它们就应该还政于民了，接受业主委员会的领导、监督、续聘或罢免。可是，几乎没有物业公司甘心情愿地还政于民，因为这涉及它们的利益和饭碗。权力的异化和蜕变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权力的垄断，它会使权力的蜕变变得不可逆。

掌握管理权叫做执政，垄断管理权叫做专政。出于自身的利益，几乎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会坚持专政，并使出各种手段拼死捍卫自己的权力。物业公司是有组织的，而业主们总是一盘散沙，所以在双方的博弈中后者很难占上风。如果业主没有足够的力量罢免或替换物业公司，就很难指望它们能具备真正的服务意识。我相信，物业公司在做出上述那些为了自己方便而给业主找麻烦的事情时，并非故意与业主作对，而体现了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在一个缺乏竞争压力的环境中，物业公司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业主的利益之上，优先打自己的算盘。

某些小区也曾发生过业主罢免物业公司的事情，但是最后的结局往往是玉石俱焚：原来的物业公司负隅顽抗，拒不交接；新聘的物业公司无法进驻，停工待岗；小区的居民被夹在两者之间苦不堪言，备受煎熬。其他小区居民看到这一幕难免不寒而栗，只能选择对物业公司的无理规定忍气吞声，得过且过。若是实在忍无可忍，就干脆用脚投票，搬到物业公司较为开明的小区去，眼不见心不烦，惹不起躲得起。

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铁打的业主流水的管家。可是在很多中国居民区，你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铁打的管家流水的业主。

近些年，在消费者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基础上，很多人提出要把“物业管理公司”的名称改成“物业服务公司”。在我看来，文字游戏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要想把管理公司变成服务公司，需要对居民小区物业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对整个架构进行重新设计。

·首先要建立有实际权力的业主委员会，把物业管理费的定价权、收缴权、预算权收归业主委员会。一旦把税收和预算的权力抓在手里，辞退物业管理公司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停发工资就行了。

·业主委员会聘任专职物业经理，由经理根据预算招聘手下的管理班子。最好打破统一的物业管理公司体制，由业主委员会分别购买保安公司、园艺公司、维修公司、保洁公司的服务，分而治之。

·业主委员会设立带薪的执行委员，负责领导和监督物业经理，并掌管财务审批权。将经理班子的工资纳入独立预算，与公共服务的成本分开。执行委员定期公布物业费开支明细账，接受全体委员和业主的监督。

·利用小区资源获得的收益，例如广告、停车、家政服务、俱乐部、地下室租金等，纳入业主委员会的管理预算。这些收入，足够支付执行委员的工资与其他委员的补贴了，毕竟不能总让人家义务劳动。

在上述改革中，能否建立强有力的业主委员会是成败的关键。中国人的民权意识，需要从小区的物业管理过程中培养。每一个居民小区都是中国走向民主社会的实习学校。如果现代民主制度在居民小区都无法实现，在中国实现民主就只能是奢谈。

（2006年）

应该给公务员发期权

企业员工需要激励，政府公务员也需要激励。不过对公务员的激励比企业员工的激励要难得多，因为政府的业绩指标很难量化。

企业是进攻型的组织，企业员工的优劣可以用结果来衡量。可是政府是防守型组织，要守住法律的底线，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平，所以公务员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和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无法量化的。

企业员工可以犯错误，但只要他为企业带来的贡献大于损失，仍旧是一个好员工。政府官员可以没有功绩，但是他们犯不起错误，他的每一个错误都要社会付出代价。

在一个市场机制运转正常并且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政府完全可以不管事或者少管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好。正如病人看得少，并不意味着医生不好；小偷抓得少，并不意味着警察不好。相反，最好的医生和警察，是让自己失业无事可做。

将激励企业员工的原则用于激励公务员，给他们制定量化的业绩指标，反而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例如，某些政府官员为了追逐GDP指标，会干出一些侵犯百姓利益大搞形象工程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指标，某些人会对上访的百姓围追堵截。某些警察为了完成破案率的指标，会滥用刑讯逼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还有些地区给交通警察制定创收指标，逼得他们想尽办法拦车罚款。

北大一家咨询公司曾经给检察院和反贪局制定了一套建立在量化指标基础上的激励机制，例如，破一个案子加多少分；追回多少赃款加多少分；制造一个冤枉扣掉多少分；到年底按一个单位所获分数决定奖金数额。可是这种激励机制导致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结果：各单位为了争功竟然跨界捞人，A城的反贪局跑到B城去抓人。

有一次，我给一个地区策划了一个项目，引资一个多亿。投资者明明是内地公司，可是当地主管部门非要他们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作为外商投资，并以减免税收作为交换条件。后来我一了解才知道，上级领导给他们制定了吸引外资的量化指标，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完成任务。老百姓都知道，一些政府官员喜欢弄虚作假，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被一些愚蠢的考核指标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政府官员需要激励的不是立功，而是自律；不是创造业绩，而是保证公正；不是超过上限，而是守住底线。问题是，奖励做了什么容易，奖励不做什么却很困难。可是国家不奖励，有些政府官员就会自己奖励自己。某些政府官员廉洁了一辈子，到了59岁晚节不保，就是因为心态不平衡而自己给自己发奖金了。不妨设想，如果能够制定一种激励机制，只要政府官员能够守住公正清廉的底线，就可以保证退休之后的荣华富贵，他们就犯不着在59岁的关头铤而走险了。

例如，可以参考企业奖励员工的年薪制和期权制度。给政府官员每级都加薪一倍，但是名义年薪在职期间发一半，另外一半在退休之后一次兑现。得到全部退休金的条件就是在职期间守住道德底线。另设立公众满意度奖金，奖金也只有在退休之后才能兑现。只要在职期间没有守住底线，就扣掉退休金，小错每次扣1/3，三次扣完，大错一次扣光。

政府现在有钱了，有条件实施高薪养廉。其实，用来养廉的这些钱，可能不及每年被挥霍掉和贪污掉的钱的九牛一毛。作为一个纳税人，我觉得这个交易值得，不过条件是退休定论之后才能兑现。保证政府官员的清廉公正，不能仅靠保鲜教育，要靠制度设计。

（2006年）

回归组织存在的理由

人的社会性具体表现在，合作比单干产生的效益更高，这就是组织存在的理由。按照柳传志的说法：组织的功能就是瞎子背瘸子，让1+1＞2。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组织应该具备屏蔽个人缺点、发挥个人优势的功能。如果1+1≤2，那么我们不如单干好了，何必组织起来呢？要知道维持组织本身的成本也是一项负担。

人类最早的组织模式起源于军队，然后复制到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从分工合作需求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组织架构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线部门，是作为直接实现价值或面对目标的部门。例如，企业中直接面对客户的销售部门或生产部门；军队中直接面对敌人的步兵、装甲兵、航空兵。

二线部门，是一线部门的直接支持系统，专为一线部门服务。例如，销售部门背后的市场企划部门，生产部门身后的技术部门和质管部门；支持步兵的工兵、炮兵和情报部门，支持飞行员的地勤系统和通信部门。

三线部门，是组织的一般性支持系统，其功能不但要支持一线和二线部门，同时还负有维持组织自身运转的功能。例如，企业中的行政、财务、人事部门，军队中的政工、后勤、医院等系统。

按理说，无论任何组织，一线部门都应该是核心部门，因为它体现了组织存在的理由。因此，一个高效能组织应该是一线部门导向型组织，即一线部门领导后面的支持部门。然而，随着组织的异化，很多组织本身生存的需求掩盖了其功能目的，致使三线部门日益成为凌驾于一线部门之上的主导部门。结果是一线部门处处受到掣肘，往往需要耗费大量多余精力周旋于身后的支持部门，大大降低了组织的功效。

网上看到一则笑话。一个边境哨卡设了一个兵站，派了一个兵去把守。后来上级觉得这个兵不能放任自流，需要有人领导，于是又给他派了一个长官。按这个长官的级别应该配备一辆车，于是就给他派了一个司机。既然有了三个人，总得有人管饭，就申请增加了一个炊事员。于是这个兵站人越来越多，造成军费预算超支。后来财政不堪重负，上级下令裁军，落到这个兵站的裁员指标为一人。裁掉谁好呢？长官当然不会裁掉自己，既然自己留下，司机和炊事员就不能走，否则谁给他开车做饭？想来想去，最后他给上级打了个报告，把那个兵给裁了。

这就是组织异化的结果，使命被忽略了，自身生存反而成为最终的理由。

我见过很多国内公司的组织架构图，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金字塔。虽然在今天的体制改革中，这种垂直式管理的组织架构已成为千夫所指的万恶之源，但是不可否认，一个具有如此生命力的组织架构必有它的突出优点。它的责权清晰，分工明确，纵向信息沟通比较顺畅，易于分层授权，便于统一指挥，尤其适合于大型项目和大型组织的管理。全世界人口最庞大的中华民族，历经2000多年仍能保持统一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这个金字塔式的官僚组织架构。

然而，这种垂直式管理的组织架构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不可避免的弊端。

第一，过于强化的纵向信息沟通效率，会导致横向信息沟通不灵。在很多组织中，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比较顺畅，但是平级部门之间的沟通不顺畅。虽然分工明确，但是协调不灵。任何部门之间的协同行动，都需要通过更高一级领导才能实现。

第二，分层授权和专业分工所形成的部门，酿成了本位主义的顽疾。各部门抢夺资源，与邻为壑，欺上瞒下，争功诿过，已经成为官场上人尽皆知的潜规则。与这套潜规则的斗争，自这个金字塔架构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但是从口含天宪的皇帝，到一言九鼎的老板，无不落得个“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结局，屡战屡败。

第三，高度集权的指挥系统，形成巨大的决策风险。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只有塔尖的最高首脑掌握最后决策权。这要求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领导人既是能人又是圣人，否则他的错误决定将造成全局性的危害，而且没有任何制衡的力量可以逆转。

第四，过于清晰的专业分工会造成各部门忙闲不均。组织专业化分工的本意在于节约短缺资源，例如军队设立炮兵部队，是为了更集中有效地使用炮火；公司设立车队，是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有限车辆的利用率。但是节约投资成本换来的后果是运营成本的浪费，责权清晰的优点为人力资源的横向调配和协调造成了障碍，使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

也许在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信息分层传递、权力分层控制的模式，有它不容置辩的存在理由。而上述种种弊端，则是这个理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在信息社会和过剩经济时代降临之际，当电话、电视、电脑网络可以轻易地跨越时空传递信息的时候，当我们不需要集中使用设备，而可以让每个人都全副武装的时候，当人力资源的成本超过设备投资成本的时候，这个组织架构的优点就丧失殆尽了，而它的缺点则变得越来越突出，以致让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容忍。

回溯组织存在的理由不难看出，组织的扁平化和功能回归将成为大势所趋。组织扁平化的改革原则，是砍掉那些只传递信息而没有决策权力的层次。例如，在中国地级市和乡镇就是这样的层次，前者是过去的地区行政公署，后者则由过去的人民公社转化而来。这两级政权都没有选举授权机制，只是负责上传下达信息指令的派驻机构，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省和县市有人大，村有村民委员会，这三级有选举授权机制，属于有决策权的层次。

组织原始功能的回归，就是要以价值和目标实现为中心。这个目标，对于军事组织就是消灭敌人，对于企业组织就是服务客户，对于政府组织就是服务人民。我们通常把这种扁平化的目标型组织称为项目型组织。

典型的项目型组织应该是一线导向型组织。它逆转了上述异化趋势，体现了组织原始功能的回归。作为人类组织起源的军队，也正在朝项目组织的方向演变。按传统军队编制，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侦察兵都是基于专业分工的职能部门，而现代战争中出现了如加强营、混编旅、机械化师之类的编制，其可以临时配备上述所有的兵种，直接面对打击目标。每一个步兵营都配备了从枪支弹药到通信、导航、夜视、防护、医疗等全套设备，甚至可以直接向指挥部呼叫，要求空中支持。这充分体现了项目型组织的特点，编制高度机动灵活，具有充分的主动权，一切以实现目标为原则。

企业也正在朝项目型组织的方向演变。很多企业在扁平化的瘦身过程中，把职能部门纷纷甩掉了。把生产部门甩出去，成为独立的OEM外包商；把工程部门甩出去，成为独立的承建商；把销售部门甩出去，成为独立的产品经销商；把企划部门甩出去，成为独立的广告策划公司；把法务部门甩出去，成为独立的律师事务所；把人力资源部甩出去，成为独立的劳动服务公司；甚至连最核心的财务部门也可以甩出去，成为独立的财务公司（招商银行的前身就是被招商局甩出去的财务结算中心演变的财务公司）。在这些职能部门都被甩出去之后，公司总部唯一需要留下的是项目部门和一批项目经理，他们的使命就是应对客户。而那些被甩出去的职能部门本位主义荡然无存，它们会把这些项目经理当做客户供奉着。

军队在变，企业也在变，下面该轮到政府组织架构变了。

（2006年）

搞关系就是信息短路

很多接受过企业管理培训的人都做过一个课堂练习：首先选出10个学员，老师先将一个指令写在电脑里，让第一个学员看了指令之后传达给第二个学员，然后第二个学员再传达给第三个学员，第三个学员再传达给第四个学员……依此类推，最后由第十个学员大声宣布他得到的指令。然后当老师将电脑里的原指令投影到大屏幕上给大家看时，结果通常是全场哄笑，传到第十个人耳朵里的指令，已经和大屏幕上显示的原指令风马牛不相及了，不但任务的内容被歪曲，甚至连人物、时间、地点都发生了错位。由此可见，信息滤失的现象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非常普遍的。

目前社会上大多数组织架构，都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架构，其优点是纵向信息沟通效率很高，但缺点是横向信息沟通不畅。例如，一个基层普通工作人员A若想求跨部门的工作人员B帮忙办件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与他沟通。但是这样做在垂直管理架构上会违反组织原则，属于非组织行为。按照正常的组织原则，他需要向A科长汇报，A科长再向A处长汇报，然后由A处长请示局长。局长再下指示给B处长，然后B处长下指示给B科长，由B科长把信息传递给终端B。在这个过程中，不难想象信息传输的损耗。也许B接到的指令与A的需求差之千里了。

幸好中国人擅长搞关系，B只要成了A的关系，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了。关系造成信息传输渠道的横向短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金字塔组织结构的弊端，提高了行政效率。搞关系属于非组织行为，需要遵循的是潜规则。在中国，潜规则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千百年来运行自如，这说明它有效。否则大家都按照组织原则办事，那么社会上谁都活不到今天。

消灭潜规则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打破垂直管理体制就行了。架构本身不存在了，影子自然也就消失了。

（2006年）

中国近代史的里程碑

要说20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里程碑，我认为是20世纪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变化：国家统计部门宣布，国民经济中的绝大部分产品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从短缺经济，全面进入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

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中国的精英们喊了近100年。可是这德、赛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指民主和科学）始终就如同油浮在水面上一样，渗不透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当过剩经济降临之时，形势将发生根本的转变，买方市场那只无形之手，将会把科学和民主带进中国人的千家万户。

买方市场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者的主导权。消费者就是最具体的人民，他们体现民主权利的最有利手段就是用人民币来投票。一旦人民用钱来投票，就会打破一切领域的垄断，从经济垄断到政治垄断，从精神垄断到物质垄断。在短缺经济中，资源的分配是由管理者执行的，由此而形成了我在前面章节提到的管理者主权，管理者按照自己的方便制定规矩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过剩经济中，资源的分配将由人民币投票来决定，管理者的主导地位就结束了，他们制定规矩，就不得不看人民币的眼色行事了。例如，哪里物业管理服务好，人们就会买哪里的房子，为了争取人民币选票，物业管理者们就不得不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方便；哪个商店、银行、企业为消费者利益着想，它得到的人民币票数就多，迫使它们更多地迎合消费者的意愿；哪个城市政府机构给被管理者提供的方便多，资金就会更多地流向哪个城市，迫使其他城市政府机构不得不改革管理制度，以便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吸引人民币选票。例如，深圳市工商管理局最近做出了承诺，在一天之内为企业注册办好手续。这样一来，到深圳注册公司的企业就会大大增加，深圳市吸引的投资也会随之增加，获得的税收也会随之增长。同样，北京海淀区工商局最近宣布取消企业注册时关于经营范围的限制以及无形资产比例的限制，这样无疑会吸引大批高科技企业前来注册，从而吸引大批风险资金流入当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到过剩经济来临人们不会切实感觉到它的真实含义。告别了卖方市场，粗放型经济时代也随着上一个世纪落幕而成为历史。传统企业在市场搏杀的血泊中终于认清了一个真理：简单地追加投资和扩大生产对于一个过剩的市场只意味着饮鸩止渴，要想在今后的竞争中赢得更多人民币选票，必须使用新的技术和新的手段，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科技，不但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必要选择，也将成为职工保住饭碗的必要选择。只有这个时候，每一个人才会从心底里重视科学技术，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科技是生产力。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于德、赛两位先生来说，20世纪只是谋事的年代，21世纪才是收获的季节。

（2002年）

如何坐稳“上帝”的宝座

如今，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你若问100个人，是否会当买方。100个人都会信心十足地回答说，当然会。如今买方就是上帝，上帝谁不会当？

可是上帝真是那么容易当吗？

在网上看到一则笑话。一个顾客到国有大商场去买东西，售货员小姐对他视而不见，不理不睬。那顾客急了，指着她身后“顾客是上帝”的标语质问道：“请问我是不是顾客？”

售货员小姐回答：“您当然是顾客。”

顾客又问：“那我是不是上帝？”

售货员小姐回答：“您当然是上帝。”

顾客愤然：“既然知道我是上帝，为什么还用这种态度对待我？”

售货员小姐把嘴一撇道：“您是上帝，但我不是基督徒啊。”

看来，这上帝的宝座，未必是谁想坐就能坐的。要想坐稳上帝宝座，买方有三个要点必须牢记。

首先，钱不能轻易离手。钱未离手，你就是上帝，钱一离手，你就是孙子。钱是上帝之魂，这是商场上多少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切记。

其次，引进竞争机制。若卖方独此一家，上帝座位上的一定是他。但是只要再多引入一个卖方，他们就会争斗起来，把上帝的宝座拱手让给你。卖方越多，你上帝的宝座坐得越稳。

第三点最重要，想当“上帝”，必须要找“基督徒”。找那些自身承担风险的企业，找那些通过了ISO 9000认证的企业。要是你走了眼，去找造假制假的伪劣企业，那么不但当不成“上帝”，而且还要受一肚子气。

“上帝”的头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需要争取。

（2002年）

敌人反对未必要拥护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句指示几乎家喻户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从哲学意义上说，这句话的逻辑判断是对的，但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这句话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它完全没有投入产出概念。敌人反对的事情我们就要拥护，收益有多少？敌人拥护的事情我们就要反对，代价是什么？花九牛二虎之力，拔敌人一根毛，固然令敌人受到损失，但这种事情值得做吗？

从前中国人干了很多赔本赚吆喝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教条地运用上述逻辑判断的后果。凡事围着敌人转，只打敌人的算盘，不打自己的算盘，不把老本赔光才怪呢。

（2002年）

千万别把自己当人物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把自己看得太轻，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不求上进，容易自暴自弃，可是若把自己看得太重，觉得自己时刻背负着天下人的重托，如履薄冰，活着也很累。有某些老干部不愿意让位给年轻人，其实并不完全是出于恋战，而是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太重要，以为地球离了自己就不转了。其实地球离了他们转得更快。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应该由人民群众创造。不过每一个创造历史的群众必须具备两种素质：一是不能轻视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贡献要肯定，对自己的权力要争取；二是不能太看重自己的价值，以为天塌下来一定要砸到你的肩膀。假如一个军队中的每个士兵都认定敌人会瞄准自己开枪，这个军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在2003年春季抗击非典的战争中，那些坚守在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战胜病灾的心理基础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怀着强烈的责任心，认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同时每个人也都怀着侥幸心，认为非典病毒未必会传染给自己。

曾经有一位名人因为报刊上对他的非议而感到烦恼，有一次他问我，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会怎样想。我回答说：“我会安慰自己，我并不是重要得了不得的人物，值得别人时时刻刻议论。大不了硬着头皮顶三分钟，第四分钟人们就会去议论别人了，我也可以参加议论。”他听罢开心大笑，从此泰然处之。

要想让自己活得愉快，最好每天都对自己说：别把自己当棵葱，没人总惦记着拿你炝锅。

（2006年）

适度包装与过度包装

当今社会什么都讲究包装。剃头的经过包装便成了发型师；卖保险的经过包装成了理财师，演小品的经过包装就成了艺术家；洗脚的经过包装称为足道；废垃圾一经包装就成了再生资源。总之，包装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我给企业家们讲课，涉及项目的包装。我把项目包装的技巧总结出了一些模式，其中包括“水涨船高法”或者“绿叶扶花法”。如果你想说明一个事物，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找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可以比它更高，以达到水涨船高的效果；也可以比它更低，以达到绿叶扶花的效果。

一次我去沈阳，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拉着我去逛千山山脉。本来我有点勉强，总想早点赶回北京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没有什么玩的心情。可是当车子快进山的时候，迎面扑来的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让我眼睛一亮：南有黄山，北有千山。看到这幅标语，我即刻觉得此行无悔了。我曾经两次登上黄山，我知道黄山的景色多么神奇。如果千山能与黄山媲美，那今天就不虚此行了。可是在千山玩了一天，着实让我大失所望，千山的风景远不能与黄山相比，但是人家就敢这么包装，也确有吸引眼球的效果。

有一次，我给浙江大学的总裁班讲课，在介绍“水涨船高法”的时候引用了上述例子。我说我要是按照此法包装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话，我会说：北大，是中国的哈佛。

然后我问学员：如果你们用这个方法来包装浙大，你们会怎么说？

学员们齐声回答：浙大，是浙江的北大。

我在网上包装自己，采用的是“绿叶扶花法”。我在QQ上的自我介绍中是这样写的：

在企业家眼里我是学者，在学者眼里我是企业家；

中国人夸我英文说得好，美国人夸我中文说得好；

学理科的佩服我的文科，学文科的佩服我的理科；

饭做得比大多数男人好，钱挣得比大多数女人多。

用自己的强项，比参照方的弱项。这一手我是从冯巩那里学来的，他说自己小品演得比相声演员好，相声演得比小品演员好。可是外人听起来，会觉得他既可以说相声又可以演小品，两栖人才。我相信人们要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自我介绍，也一定会这么想：这个家伙真够牛的，又当企业家又能做学问，中文也好英文也棒，理科也行文科也行，又能挣钱又会做饭。包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几乎什么都离不开包装。人们会得益于适度的包装，可是也难免陷入过度包装的困惑。

我体验过被人过度包装的感受。例如，有些机构请我去讲课，招生海报上称我为留美博士。我看到之后立即更正，说我只是留美硕士。但是主办方知道事实之后，仍然坚持称我为“博士”，后来我终于理解了，他们需要包装我，用博士的头衔去吸引听众的眼球。至于真相如何，这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以致到了最后，那些包装的溢美之词在网上蔓延到了失控的局面，我已经有口难辩了。我担心，随便哪一个小报记者随手捅一下，都可以成为我假冒伪劣的罪状。

有一次讲课时，我提到自己曾涉足携程网兼并运通网的并购案，不过我扮演的角色是卖方，是在运通网卖身契上签字的人。可是这话传到网上，竟演绎出了许多个版本：有的介绍我是携程并购运通的买方，有的介绍我操作的是运通兼并携程的并购案，甚至还有的介绍我是携程网在美国上市的操盘人。你说这包装的力量多可怕。

中国刚刚入世时，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个在当时外经贸部工作的朋友。我问他最近正在忙什么，他说正在头痛如何进行WTO的培训，全国真正懂得WTO的人只有10个人，找不到好的老师。

我听了之后大笑，更正道：不是10个人，而是11个人。

他惊奇地看着我，问：怎么，难道你也懂WTO？

我告诉他，我在美国留学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入关的问题，所以我认真地研究过WTO的规则（那时候WTO被称为关税贸易总协定，所以当时被称为入关），后来我的导师很欣赏我的论文，把我推荐到关税贸易总协定秘书处去实习。

朋友听了以后大喜，道：太好了，我来包装你。你参加我们的WTO讲师团吧，到各地去给政府机构和企业培训。

后来我就给他去讲课了，越讲越出名。他对我进行了相应的包装，包装的过程就不赘述了，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脑袋顶上多了一堆WTO专家的头衔，后来网上一传就更离谱了，几乎把我说成了中国入世的谈判代表，甚至说我是批准中国入世的WTO代表。过度包装的恐怖由此可见，以致常常让我惶惶不可终日。

（2006年）

与国际接轨的三部曲

入世标志着中国全面与国际接轨。这个接轨将体现在三个方面：规则接轨、标准接轨、思维接轨。

1.规则接轨

规则落实到文字上就是法规，所以我们首先面临的是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中国入世之前的两个星期，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其中最重要的修正就是将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中的原告举证改为了被告举证，以便符合WTO知识产权总协议所规定的原则。尽管显得仓促了一点，但确实体现了国内法规与国际接轨的实际行动。

在我国，涉及公司经营的法律法规方面，要与国际接轨还有很多搭桥铺路的活要干，我们有很多法规条款过去主要是用来约束国有企业的，而今把它们生硬地套在民营企业头上，就像清朝遗老留下的辫子一样滑稽可笑。由于我们的很多法规根本就不适用，于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诸多的部门红头文件和行政批文。这些土政策和行政审批程序在WTO那里大多属于违章建筑，不能保留。因此，与国际接轨不但需要铺路，还有一大堆违章建筑要拆除。

2.标准接轨

秦始皇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文同形，车同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一了国家标准，这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标准统一之重要。

今天，任何工业化的生产都离不开标准。企业有企业标准，行业有行业标准，国家有国家标准。中国制造要想打入世界市场，就要符合国际统一标准。具体说，就是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推出的ISO 9000标准系列看齐。

中国在标准接轨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保持独立的阶段。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发布了国家标准GB/T10300，规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通过国家标准的质量认证。但是，我们的国家标准不能解决出口产品的问题，中国制造的产品要想打入国际市场，还必须耗费重金到国外去通过ISO 9000的认证。

第二个阶段是保持特色的阶段。中国政府意识到，与国际标准的脱节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出口的增长，双重认证大大增加了很多外向型企业的负担，于是在国内成立了进出口企业的专门认证机构国家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CNAB）。形成了国内产品认证（CNACR）和涉外产品认证（CNAB）并行，国家标准（GB/T 10300）与国际标准（ISO 9000）等效的双轨制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接轨的阶段。这个阶段从1993年中国政府放弃GB/T 10300国家标准，到宣布新的国家标准GB/T 19000与国际标准ISO 9000等同，直到入世之后CNAB与CNACR两大质量标准认证机构合并，历时近10年，最终完成了双轨制的并轨且与国际全面接轨。

资质是从业的资格，也是一种特殊的标准。过去中国政府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政府将逐渐退出企业管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从此不受制约。今后企业靠什么来约束呢？除了法规之外，靠资质。今后企业注册无须批准，但并不等于你有了企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所欲为。没有医生资质你不能行医，没有会计资质你不能查账，没有建筑资质你不能盖楼，没有经纪人资质你不能代销。在一个讲求服务质量的社会里，企业没有资质没有生意，个人没有资质没有饭碗。

获得资质需要由行业协会授权的机构考试（认证），其门槛对所有人一律平等，通过考试（认证）就可以从业，无须批准。与国际接轨，就是引进那些国际通行的资质标准，使我们的服务水平达到国际标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原则之一，就是所有成员方须相互承认行业资质，以消除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而统一资质的唯一办法就是世界各国都向国际标准的资质看齐。

3.思维接轨

在所有的接轨中，思维方式的接轨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本书所提到的许多现象，如“避孕式”管理、“野狗”政策、“筑巢引凤”、区民待遇等，背后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模式。改变一个法规，改变一项政策，是很容易的事情，弹指一挥间。可是改变一个民族的思维定式，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工夫。

在中国，不仅仅标准的接轨，几乎所有的制度性变革都经历过上述保持独立、保持特色、全面接轨三个阶段。从我国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三部曲过渡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一个民族思维模式转轨的痕迹。

（2002年）

重读《南京条约》的感受

龙永图说，中国入世的谈判前后历时16年（1986～2001年），黑发谈成了白发。

可是在历史学家眼里，中国入世的道路整整走了160年。它的起点，应该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算起。这160年的漫漫长路，中国人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在脑袋里转了一个大弯：把与国际接轨的行为，从一件被迫无奈的事情，变成了一件甘心情愿的事情。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绝非偶然，它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和与大清帝国为代表的华夷贸易体制的必然撞击。这个撞击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南京条约》。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翻开《南京条约》，心平气和地去审视一下那些曾经让中国人倍感屈辱的条款，你会发现，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其余的所有条款都与我们今天入世的承诺不谋而合。而作为鸦片战争的胜利果实，《南京条约》中连半个鸦片的字眼都没有提及。鸦片贸易只是英国人点燃战火的一根火柴，划完就被扔掉了。英国人的真实意图，是要让中国放弃不平等的华夷体制，彻底承认平等的自由贸易的体制。这一点他们在160年后才真正办到。

在《南京条约》中，英国人的诉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开辟自由贸易的环境。包括开放通商港口（五口通商），协商进口关税，打破官商垄断。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两国的所有贸易都是在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公行（十三行）这两大官商垄断集团之间进行的。这两大垄断集团就像在礼教制度下结合的一对夫妻，恩爱百年，相安无扰。中英两国之间交往中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如口岸限制，预付货款，代理报关，投递禀帖等，都是在这个垄断贸易的基础上形成的。1833年，英国的自由贸易派辉格党上台执政，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了，英国政府向自由商人开放了中国的贸易权。犹如夫妻一方单亡，原来稳定的家庭结构必然发生动荡，自由贸易商们就像一群贪婪的色狼，在寡妇门前惹是生非，挑衅骚扰事件从此不断，鸦片贸易只是其中最突出的案件而已。垄断贸易的基础塌陷了一方，建筑在它之上各种制度必然失去平衡，向一方倾斜。过去东印公司和广州公行作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缓冲物，化解了许多政治上的矛盾。自从对华贸易的决策权从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转移到英国外交部手中，政治冲突的缓冲物缺了一边，英国官方必须直接面对那个半官半商的公行制度，和诸如口岸限制，居留限制，代理报关，投递禀帖等一系列陈规陋习，因此要求中国相应改革贸易体制的直接冲突将不可避免。

二是争取平等权利。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求享受国民待遇。事出有因，大清政府当时对外国商人的歧视待遇今天看来确实有点不近情理。当时唯一的通商港广州实行的是集市贸易制度，早上开埠，放外商进城交易，晚上关城门赶外商出城。不允许外国人进城居住，不允许外商携带家眷。英国人强占香港当然有其蛮横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既然你不允许外国人进城，那么他们及其家属总得有个地方落脚，而且既然有了人口，你不为他们服务他们就得有自己的社区服务，于是就自然会有了“租界”这种概念。这就好比今天北京城边缘的浙江村、新疆村之类的“租界”，既然北京市不准外地人上户口，于是那些进城的外地人就只好强占地盘，建立起自己的社区。如果当时的清朝当局能够像今天这样平等对待外商，何至于闹出租界这种事情？

三是建立对话渠道。在各通商港口建立领事处，在北京建立常驻使馆。其实英国人并非不懂先礼后兵的道理，但是他们苦恼的是没有沟通渠道，他们有问题要见中国的高级官员，需要通过许多繁琐的程序，例如晋见两广总督，需要提前一个月由广州公行的买办代为其递交禀帖。而要想把他们的意见转达给皇帝更是难上加难，被批准晋见之后还要履行磕头叩拜这样令他们难堪的礼节。鸦片战争开战之后，为了阐明战争的缘由和诉求，英国人派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到天津去送一封给清朝政府的照会，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便先攻下舟山定海，敲山震虎。这颇有点像一个告状无门的人聚众闯衙门，先在门口把卫兵打一通，以便震惊官府。为了高层对话渠道的建立，英国人确实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彻底解决了问题，被允许在北京派驻使团。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些条款之后都会哭笑不得。畅通的对话渠道，平等的国民待遇，宽松的贸易环境，这些概念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在WTO参加的所有谈判，其主题都离不开“协商税率”“打破垄断”。可是100多年来我们的民族竟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原来人都是被自己绑死的，世间最蠢的事情莫过于作茧自缚。

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最简单的事情是思维接轨，最困难的事情也是思维接轨。说它简单，人脑袋开窍就在转念之间；说它困难，这一转念搞不好就需要160年。

（2002年）

后悔就是最好的反思

历史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在某些阶段，它是没有出口的，历史的车轮此时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惯性，按既定的方向滚动。这时人们所能够做的也只有改变它前进的速度。

可是，当历史的高速公路来到了它的出口，历史就不再是没有选择的了。此时，哪怕历史人物的一念之差，或者是一个很偶然的突发事件，都可以使历史的车轮驶向截然不同的道路，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此时差之一毫，20年后就会拒之千里。百年之后，当人们回顾前辈们在这些历史关头的选择时，常常会感慨万分，不知是该为自己庆幸呢，还是该为前辈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的全部不幸都表现在，几乎在每一个近代历史的出口处，历史的车轮都拐上了最艰险的歧途。历史的每一次选择，都无情地为这个民族增加了一次新的磨难。

反思曾经是一个风靡全中国的时髦名词。按照最浅显的理解，反思就是后悔，它的全部基础都建立在一点上，就是历史轨迹原本是可以改变的，所有历史人物的选择都绝非必然。最好的反思就是历史的假设。我们不妨设想，只要历史的关键当事人做出了比较明智的选择，历史也许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例如，道光皇帝假如不是因为偶然因素选择了四子奕言宁（咸丰皇帝），而是选择了他所钟爱的六子奕（恭亲王），中国的近代史是否会因为大清帝国拥有了一个思想开明、年富力强的皇帝而重新改写？奕后来的身体状况证明他至少可以执政40年，大清帝国的舵把子就不至于落到孤儿寡母手中，形成皇权（和后权）长达48年的分裂，以及随之产生的政权两元化的掣肘局面。统一而有效的皇权至少可以保证（奕后来发起的）洋务运动改革的成功，那么中国是否会在后来那场决战中打败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呢？

历史的必然性可以用来解释历史高速公路中没有出口的那些阶段，可是在这些历史的出口处，我们最好还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边。在这里，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只能把我们引向宿命论。也许我们真应该回溯到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沿着历史车轮的轨迹再重走一遍，仔细地搜寻那些历史出口的遗迹，看看我们的民族错过了多少通向坦途的机会。

（2002年）

检验真理的标准质疑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在自然科学领域无可非议，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值得商榷了。

自然科学家可以在一个标准的环境下做实验，而实验对象是没有感情和立场的物质。在一般情况下，被实验的物质对同一种实验手段的反应往往会趋于一致，这就很容易从中找出规律。

而社会科学家的实验对象是社会，因而实验的环境绝对不可能是标准的。实验的对象又是有血有肉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科学家对于同一个实验结果的反应和评价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同一个理论，一部分人会为它拍手叫好，另一部分人会对它嗤之以鼻。同一个原则，一部分人会举双手赞成，另一部分人会拼死反对。在立场不同的实验对象身上进行实验，你永远别指望会得出有规律的结论。变化无常、没有规律的理论怎么能成为真理？社会科学的真理在不同人的眼里永远有着不同的颜色，所以不可能产生广义的绝对真理，因为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通用的检验它的尺度，包括实践。

可是，人类需要真理的指导，他们不可能在一个相对论中陷于宿命，他们必须要有结论性的理论。于是我们只能求助于在相对条件下的绝对论断。恩格斯说，数字的序列是无头无尾的，你从哪里开始，哪里就是一。

在指鹿为马的时候，不需要检验的尺子。

（2002年）

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北京和上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你在北京街头问路，北京人会告诉你：向东走到第二个灯，向南拐走200米，就在路西。而你在上海问路，上海人会告诉你：向前走两个灯，向左拐走200米，在右手边。

北京人使用的是绝对方位，东西南北；上海人使用的是相对方位，前后左右。使用绝对方位的好处在于其刚性，无论你身体位置如何变化，东西南北的方向不变。但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对东西南北的坐标体系有准确的判断，而一旦失去了原始判断，你就完全丧失了坐标系，整个全瞎。而使用相对方位的好处在于其柔性，以人体本身为圆心，等于随身带着坐标系，易于判断，反应灵活，但缺点是身体位置一变化，原有的坐标体系就乱了，需要重新定位。

绝对方位只有在北京实用，因为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而到了上海就完全用不上了，上海的街道弯弯曲曲，所以只能用相对方位。而相对方位不但可以在上海用，在哪个城市都可以用，包括北京，这就体现出了它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人类在社会研究和科学探索中经常需要运用到定义系统。这种定义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方向定位，更多涉及大量概念定义。在概念定义中，同样有绝对定义和相对定义。

比如说，有人问：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绝对的空间中考察，范围涉及全人类，那么我们将得到相对定义：人的头发有黑的、有黄的、有红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相对的空间中去考察，范围限定在中国，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绝对定义，人的头发是黑色的。

水的沸点是100℃，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可是如果你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那么你在喜马拉雅山顶就喝不到你所认为的开水。在那里水无须加热到100℃就可以沸腾，而且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100℃。那么水的沸点是100℃的命题是不是真理呢？我们只能回答：在相对条件下是绝对真理，但在绝对条件下是相对真理。

张三的体重是60公斤，这是个钢铸铁浇的事实，可是一年前他有可能只有58公斤，在月球上这个事实就会变成纯粹的胡说八道，在那里他只有10公斤。任何金属都有电阻，这是不容置疑的常识，可是在绝对低温的情况下（-273℃），电流将在它们身上通行无阻。这样的例子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这就是绝对中的相对，相对中的绝对，把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搞清楚，才不会被“白马非马”的诡辩绕懵。

（2002年）

先到优先乃基本原则

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有一句名言：社会可以没有自由，但是不能没有秩序。但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换句话说，什么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原则？

有人说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强者以暴力征服弱者，然后按照强者的意志建立行为规则和社会秩序。这个原则也许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是通行的，但是随着社会向和平、文明、民主方向进步，它就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人类社会永远遵循这个丛林原则，那么和动物世界就没有多少区别了。

有人说是人人平等的原则。尽管人类不平等的现象还举目可见，但是它至少已经被写入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不过，如果有谁真的相信人人平等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准则行事的话，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你到饭店里去吃饭，凭什么服务员先给邻桌的人端菜，不给你端菜？既然是人人平等，那么你应该有权利和他们在相同时间得到服务。你去乘公共汽车，凭什么别人坐着你站着？你不是与他们平等吗？既然如此，大家都应该有坐着的权利，至少轮流坐。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如果是人人平等的话，300年前欧洲人有资格去，今天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资格去。可是凭什么今天我们进入美国就需要欧洲人的后代签证批准？

在现实中，如果有谁对上述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提出异议，一定会被认为是无理取闹。显然，一定还有一种更基本的规则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地主导着其行为方式，它是什么呢？这就是“先到优先”的原则。

如果说人人平等的原则更多地被写在纸面上的话，那么先到优先的规则很少被写入成文的法律。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无意识地遵循这一规则办事，自觉承认这一规则的权威。由此可见，它是一个更基本、更普遍、更深入人心的行为准则。

为什么你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别人的家门？因为主人比你先占领了那块地方。为什么你进入美国需要英国人的后代给你签证，因为他们先入为主。为什么是别人的妻子你就不能染指？因为对方已经先与她结婚而拥有了她。总之，人类社会中，广到公共秩序，窄到私人财产；大到国家主权，小到家庭制度，无不渗透着先到优先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基础一旦崩溃，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

（2002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让他们学会了宽容。很多人在一开始积极投身于运动，热衷于革别人的命，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起初是他们揭发别人，上纲上线批判别人，可是后来发现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自己。于是人们从教训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不受揭发批判，就不要随便去揭发批判别人，自己不想当革命对象，就不要去革别人的命。在深刻的反思中，中国人最终领悟了老祖宗孔子一句寓意深刻的教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每个社会都需要自己的道德规范，但是价值观的尺度如何确定，却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史的一大难题。其根本分歧在于：衡量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尺度究竟应该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有史以来，不知有多少先哲尝试过建立一套绝对客观的价值观，并希望其能够为社会广泛接受，传世永恒。然而，任何一种以绝对或客观面目出现的价值观念都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坚决抵制。他们指出，每一次将一种客观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企图，都会伴随着残酷的文字冤狱、罪恶的宗教迫害和血腥的政治清洗。因而，建立一套客观的价值尺度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相反，人类的价值尺度应该是主观的、相对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活法，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为什么要屈从一个统一的规范？

然而，社会可以没有自由，但是不能没有秩序。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相对的价值尺度，就等于没有任何尺度，社会秩序便会荡然无存。甲认为打家劫舍是替天行道，乙认为强奸妇女是追求爱情，若各行其是，这世界岂不是乱了套？

人类陷入了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的两难境地，而唯一能够解开这个死结的钥匙，其实就在我们老祖宗孔夫子的手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价值观的尺度首先是主观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人们用心中的这把主观的尺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你不愿意被盗，就不要去偷；你不愿自己的母亲和姐妹受辱，就不要去奸；你不愿受到迫害，就不要去迫害别人。客观的价值尺度最后从众多主观尺度的共性中凝练出来，形成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但最终还要时刻受到主观尺度的检验，这就是所谓的良心检验。

我不记得填过多少次调查问卷，其中对于“你最喜欢的格言”的问题，每一次我的回答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认为孔子是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这句格言包含的智慧让人回味无穷。若人人以此正身，则天下自由，社稷太平。

（2002年）

形式要比内容更重要

若要问一个事物的“形式”和“内容”哪一个更重要，也许大部分中国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内容重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儒家影响，具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遇事首先要分辨是非，好的事物可以不拘形式，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句话概括：重视内容而轻视形式。

暂且不论以上思维方式的是非，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人们在下棋时，首先要确定规矩：马走日，象飞田，车走直线。这些规矩确立之后，才轮到讨论战略战术，是当头炮还是卧槽马。在这里，棋盘上的规矩就是形式，而具体的走法是内容。你说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如果你认为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好的招数可以不拘形式，那会出现什么结果？为了抓住对方的老将，难道你可以直线走马、曲线走车不成？反过来，为了避免被对方活捉，难道可以让老帅走出宫门？

都说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差，其中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典型的特点是：内容重于形式，目的重于手段，是非重于权利。

美国人曾经为是否取缔黄色出版物而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多数人赞成让它存在下去。因为美国人认识到，查禁黄色书刊会为文字狱创造一个借口，而出版自由的大堤会因为这一蚁穴而一溃千里；法国人曾经为是否要奖励检举恐怖分子者而进行过反复讨论，最后大家认为还是对告密者不予鼓励，因为他们会使大众的隐私权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是多么勇敢和具有远见的决定，它标志着人民的成熟、法制的成熟。权利重于是非、手段优于目的、形式先于内容，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这就是法制的土壤。

权利重于是非，就是对权利的价值判断要优先于对是非的价值判断。说得更彻底一点，人们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错误的事情，但是没有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外做正确的事情。一个人在家里写日记，无论这个日记多么色情、多么反动，他有权利做，只要他不发表就不会影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冲进他家里，把他的日记公布于众，进行批判，无论他们怀着多么正义的动机、多么纯正的目的，都是违法行为。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干涉别人的隐私。即使这些日记的内容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么受到处罚的也应该是公布它的人，而不是撰写它的人。

手段优于目的，就是对手段的价值判断要优先于对动机的价值判断。你支持希望工程的目的非常美好，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打家劫舍来筹集资金；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把自己的理想描绘成天堂，但是谁也没有权利用警棍将人们押进天堂。

形式服从于内容，是人治社会的特征；内容服从形式，是法治社会的准则。一个社会的法治并不写在宪法文字上，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

（2002年）

时间资源的特殊意义

在英文中，经济（economy）一词的原意是节约，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可见经济问题离不开节约。那么节约什么？无非节约三个要素：物质、劳动、时间。

根据物理学的定律：物质不灭。所以节约物质并没有最终意义，从理论上说，只要我们拥有无限的能源，例如太阳能，人类可以再造所有消耗掉的物质。那么劳动呢？即使不考虑过剩的因素，劳动也是可以无限再生的资源，连愚公都知道，他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大山终将会被移走。那么，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节约什么呢？答案只剩下一个—时间。

时间是极其特殊的资源，它不可再生、不可储存、不可截断。它存在于人类的任何活动中，永远以匀速流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时间由上帝均匀分配给每个人，你无法拒绝使用它，你也无法控制它的速度。在瑞士，每个父母在婴儿出生时都要为他填写一张表格，他们会在财产一栏中千篇一律地填写：时间。

对于管理者来说，时间管理最难，因为时间是最容易超支的资源。其他资源都可以有效约束，只要停止一切操作和运行，就可以节约成本。可是只有时间谁也停不住，所以只要事情超出计划，唯一避免不了的损失就是时间。

可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时间也很容易管理。因为回旋余地很大。一个人每星期的物理时间为168个小时，而法定工作时间只有40小时，他只使用了其中不到1/4，因此每个人至少还有3/4的潜力可以挖掘。

时间可以换能量，能量也可以换时间。两者之比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速度。这不但是物理学的相对论，也是管理学的相对论。你可以追加物质能量节约时间，你也可以追加时间节约物质能量。例如10吨货可以用一辆卡车运两天，也可以用两辆卡车运一天。孰取孰舍，就看在你的计划表上的刚性约束是时间还是成本。

时间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制高点，能够有效地分配时间资源，其他资源不在话下。

（2002年）

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

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入口处，有一幅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那句20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其实，这句格言只体现了对时间最肤浅的认识。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有的时间分文不值，有的时间价值万金。对于坐牢的囚犯来说，时间不但不值钱，甚至是负数，他们每个人都愿意花大价钱将时间赎掉。

价值万金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机会”。机会并非随时都有，它常常稍纵即逝。对于一个民族，机会往往潜伏在历史高速公路的出口处；而对于个人而言，它常常就出现在人生的转折关头。

例如，高考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人生转折的机会。有的人平时勤奋刻苦，可就是在考试的关头松懈了一下，结果被机会甩了出来，一生平庸。而有的人平时信马由缰，但就是在考试的关头拼搏了一下，结果就乘机跃上龙门，一生顺利。前者把精力用在平时，结果事倍功半，而后者把精力用于机会，结果事半功倍。时间价值的差别由此可见。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同样，真功夫要用在机会上。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国家也好，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就那么关键几步，走得好还是走得不好，后果差之千里。

（2002年）

不惑之年领悟的道理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人只有到了那个岁数，才能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

所谓三十而立，就是人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找到自己后半生的立足之地了。人在30岁之前，频繁跳槽利大于弊，可以趁年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积累经验；而到了30岁之后就不宜再跳槽了，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应该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了，也有能力为自己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立足之地，或者为自己确立一个事业发展的方向了。

所谓四十而不惑，就是人到了这个年龄，经过多年碰撞的经验教训，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弱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了。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雄心勃勃，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拼搏，就可以在任何领域里势如破竹、无往不胜。可是当他的阅历积累到40岁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干什么的材料，世界上有许多领域的事情不是人为的努力可及的，或者说不是自己的能力可及的。明白了这一点对于后半生极其重要，可以把余下的有限生命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而不至于把它浪费在那些无谓的探索和碰壁之中。

如果说，30岁的人应该明白自己该做什么，那么40岁的人就应该清楚自己不该做什么。如果说，人在30岁时应该尽力去捕捉机会，抓住机会，那么人到了40岁之后，他所应该做的决定更多的是如何放弃机会了。有时候，放弃机会比捕捉它更难。机会的诱惑常常是难以抵御的，你在30岁的时候看机会，个个都是漂亮的公主，可是到了40岁的时候再一看，全是狰狞的白骨精。40岁的不惑，将赋予你一双判断风险的火眼金睛。

人的毕生精力有限，要有所为，就必须有所不为。人不到40岁，很难明白这个道理。

（2002年）

第三篇　家庭婚姻篇

妻子与情人的对话

妻子和情人是一对百年冤家。她们天天都在对话，各自都把对方当做假想敌，想说的话早就在心里说了千百遍，可就是难得有一次面对面说的机会。于是，就有了这场学术性的讨论，这是一次心灵的对话。

妻子：在男人眼里，妻子如水，情人如酒；妻子如米，情人如菜；妻子如空气，情人如香烟；妻子如睡眠，情人如午休；妻子是工作，情人是游戏。情人命中注定是当配角。

情人：没有水和米，自然没法过日子，但是只吃水煮白饭，没有下饭的酒菜，人生还有什么乐趣？要知道男人都像孩子，他们一心渴望的生活是工作越少越好，游戏越多越好。

妻子：女人就像男人的衣服，有面子也有里子。妻子就是衣服的面子，情人就是衣服的里子。里子再怎么漂亮，也不能露在外面，所以情人很没面子。

情人：妻子是衣服的面子，面子是给别人看的；情人是衣服的里子，里子是贴身穿的。里子虽然没有面子的光彩，但是离男人的身体比面子亲近得多。

妻子：别等了，没有婚姻的爱情终生遗憾。

情人：别守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天天遗憾。

妻子：妻子是耐用品，而情人只不过是用完就扔的一次性产品。

情人：现代社会，耐用品越来越少，时髦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妻子：爱情终将会降温退色，所以要靠婚姻来维持。

情人：婚姻离不开柴米油盐，很难单凭爱情来支撑。

妻子：婚姻的陷阱有千百个，偷情不是唯一的一个。

情人：自杀的方式有几百种，结婚便是其中的一种。

妻子：不求心心相印，只求朝朝暮暮，我意在垄断。

情人：不求天长日久，但求曾经拥有，我志在参与。

妻子：都说不幸的婚姻是夹脚的鞋子，虽说穿着不舒服，可你把它脱下来也不容易。

情人：都说不幸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不会当盗墓人，重蹈你掘墓人的前车之覆。

妻子：女人都有两个版本，平装本和精装本。只不过他看到的是我的平装本，看到的是你的精装本而已。

情人：男人也有两个版本，平装本和精装本。可是他给我看的是他的精装本，给你看的却是他的平装本。

（2002年）

有四种男人和女人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分为四种。

1.第一种男人婚外有女朋友，但是不会离开妻子。他们在外面喝牛奶，但是绝不把奶牛牵回家。家庭在他们心目中仍旧是第一位的。

2.第二种男人婚外有女朋友，但是不忍离开妻子。妻子尽管会人老珠黄，但是养儿育女、看家创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抛弃她于心不忍。

3.第三种男人婚外有女朋友，但是不敢离开妻子。或是因有把柄在内人手里，或是在事业上需要依靠妻子娘家的势力，总之不敢惹恼了夫人。

4.第四种男人婚外没有女朋友，因为愿意当小三的女人都被前三类男人占有了，他们找不着。这类男人至少占半数以上，所以女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宣称大部分男人都是好人。

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也分四种。

1.第一种女人是能够为丈夫圆谎的女人。如果有人指责其丈夫有绯闻，她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丈夫辟谣。这类女人，她们心如明镜，自己的地位与丈夫息息相关，只有把丈夫扶起来，她们才有荣华富贵。

2.第二种女人是用不着丈夫撒谎的女人。无论丈夫到哪里去或多晚回家，她们绝不会多问一句。她们心里明白，即使丈夫有所不轨，何必让他撒谎？撒谎会造成丈夫的人格分裂，只要他还愿意每天回家，就让他保持统一人格算了。

3.第三种女人是愿意相信丈夫谎言的女人。回来这么晚？哪里去了？加班了？别累着，注意身体。明知其中有诈，但何必要戳穿他。既然她们不愿意，或者还没有心理准备去承受事实真相所带来的后果，那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呢？

4.第四种女人是随时准备戳穿丈夫谎言的女人。她们崇尚真诚，追求完美，眼睛里容不下半点沙子。她们有足够的智慧把男人逼上破罐子破摔的绝路，令其无颜面对自己而离家出走。她们的婚姻基本上都会以离婚而告终。

（2002年）

天下唯男人难养也

孔子曰：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此言大有商榷余地。说女人难养，实在没有多少充足的论据，可是我可以举出充足的根据来证明，天下唯男人难养。

男人这种东西，你让他们太成功了不行。他们一旦大功告成，就忘乎所以，招蜂惹蝶不说，最后十有八九会扔掉从前与他们共度患难的糟糠之妻。你别以为支持男人成功就可以得到家庭的幸福，殊不知幸福没有得到，反而失去了家庭。

男人这种东西，你要让他们不成功也不行。如果他们郁不得志，就会整天在家里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他们自己怀才不遇，不敢向上司叫板，却总拿家人泻火撒气。如果你愿意忍受这种男人，家庭总会维持下去，可是绝对没有幸福。

男人这种东西，你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太强了不行。男人的自尊心脆弱得和纸一样，一捅就破。生活在女人的阴影里，他们绝不能忍受，难说哪天他们就会弃家出走。他们无能，你就得装做比他们更无能。你以为他们挑不起家庭的重担可以由你单独来挑？你错了，要是挑不起家庭的担子，他们放弃的不是担子而是家庭。

对于男人，你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太弱也不行。男人的傲慢就像他们身上的汗臭一样，无处不在。他们会把生活的挫折、家庭的不幸统统归结于你的无能，似乎他们所有的失败都是由于你拖了后腿。你以为自己拖不动生活的重轭可以依赖他们驾辕。你错了，如果你拖不动生活的重轭，他们最终会带走生活而把你当重轭扔掉。

总之，对于男人，你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在家里对付他们。驯不化，养不熟，煮不烂，烧不透，油盐不进，冷热不受；放松了馋嘴偷腥，捆紧了反目为仇；一成功准变陈世美，不得志只会窝里斗，你逞强，挡不住他出走；你示弱，拦不住他撒手；你胖了他要你瘦，你瘦了他嫌你丑。哪怕你千方百计顺他的心，他也能鸡蛋里面挑出骨头。

小人有什么难养，哪个女人没养过“小人”。世上最难养的莫过于男人。

（2002年）

给成功女人下定义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女人被称为“成功女士”，这类判断看起来值得怀疑。一个女人是否成功，不但取决于别人对她的判断，同时还取决于她对自己经历的感受。你不妨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作为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成功的试金石：你下辈子愿意当男人，还是愿意当女人？

那些回答“愿意当男人”的人，无论她们在别人眼里多么成功，都是女人中的失败者，因为她们白当了一回女人，没有真正领略到做女人的快乐。

而那些回答“仍旧当女人”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女人，无论她们在别人眼里是否成功，至少她们尝到了当女人的甜头，觉得当女人很有意思。

不幸的是，前者中常常包括一些被公认的“成功女士”，有时甚至连她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我想她们的所谓成功八成都是模仿男人的成功，要不她们怎么会产生下辈子尝试当男人的念头？

这个问题既简单又深奥，大家不妨试试。

（2002年）

阿二靓汤歪打正着

广东人喜欢喝汤，把家庭的温暖都寄托在汤上。广东人恋家不说想家，而说想着家里有口汤饮，不说心里惦记老婆，而是惦记着老婆煲的汤。

广州有个很有名的连锁餐馆，招牌叫阿二靓汤。有一次在阿二靓汤吃饭，朋友给我讲了这个餐馆背后的故事。据说阿二靓汤的创始人原本是一个有钱男人包的二奶，被称为阿二。为了和大老婆争夺男人，阿二学会了煲一手好汤。这一手果然灵验，不但赢得了男人的胃，而且也赢得了男人的心。于是这男人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往阿二家里跑得越来越勤。

可是好汤毕竟挡不住青春流逝，这男人后来又找了比她更年轻漂亮的三奶，最终还是把阿二抛弃了。阿二失去了经济来源，为维持生计，就开了一个小餐馆，由于一手煲汤的绝技，餐馆越来越兴旺，起名阿二靓汤，并在许多城市开了连锁店，尤其受到那些恋家男人的青睐。最后阿二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从前的男人，成为著名的富婆。

这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它述说了若干歪打正着的道理。

1.征服了男人的胃，并不能保证征服他的心。

2.既然能征服一个男人的胃，不如征服所有男人的胃。

3.当所有男人的胃都被征服了，还在乎那个唯一男人的心干吗？

（2002年）

妇女运动走上歧途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把妇女的就业率当成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最重要指标，看样子，他们不把所有的女人都赶到社会上去誓不罢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把向男人看齐作为妇女们的奋斗目标，看起来，他们不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男人死不瞑目。

有一个道理我始终也没有搞明白，女人就是女人，她们为什么非要向男人看齐？家庭妇女干得好好的，她们为什么非要到社会上去工作不可？看来不是我的脑袋有问题，就是女权主义者的脑袋有问题，两者必居其一。

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主要就是她们长期被关在家里，所以解放她们的办法就是把她们都赶到社会上去工作。在他们眼里，似乎家务劳动不足以体现人的价值，而只有社会劳动才能体现人的价值。难怪妇女解放运动要走向歧途了，它的整个立足点就是歪的。

人类的劳动离不开分工。但是分工有社会分工和自然分工。社会分工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自然分工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当会计还是当医生是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取决于每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可是男女之间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它是由各自的身体条件所决定的。生养和抚育后代，是女人的天职。所谓天职，就是命中注定，男人无可替代。家务劳动是以抚育后代为中心的，所以由女人来承担无疑是合理分工。妇女再解放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让男人去哺乳，这是常识。

妇女地位低的真正原因并非因为从事家务劳动，而在于家务劳动本身的地位低下。这套价值观当然是男人傲慢的产物。在他们眼里，只有社会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家务劳动不创造价值，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从事社会劳动的男人“养活”从事家务劳动的女人，所有轻视女人的观点均由此产生。

可是家务劳动真的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是。既然你请一个保姆或管家要付钱，为什么这些工作由妻子来做就不值钱？人类的劳动可以分为生活劳动和生产劳动，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劳动满足了，多余的劳动力才去从事积累性的生产劳动，中间的碗装满了水，水才能依次流到外面碗里去。最初，这核心位置的碗就是家务劳动。

由此推断，男人从一开始就属于“剩余劳力”。最重要的、安全稳定的家务劳动（以今天的话说就是好工作）首先被女人占领了，而男人们只好到野外（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去从事危险的生产和战争。男人们被赶出家庭走向社会，绝非光彩历史，但也只好忍气吞声。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社会劳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这才使男人们耀武扬威起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异化现象，男人们由此而自大，实在是忘本。至于女人，若因此而心怀不满，说得好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说得不好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因此，解放妇女的正确途径并不是要迫使她们放弃“天职”，把她们赶到社会上去就业，而是要提高家务劳动本身的地位。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只有体现出更多女性的特点才能和男人抗衡，如果她们什么都学男人，男人干什么她们就非要干什么，那么无论她们干得多好，学得多像，都只是生活在男人的影子里。

（2002年）

重要的是解放男人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曾经是联合国榜上妇女解放的楷模。据1985年统计，中国每100个城镇就业人口中，妇女占46人，几乎达到一半。世界上其他国家，无出其右者。

可是妇女解放曾经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第一个镜头：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满街逛。双职工的家庭里，七八岁的孩子就得学会自己做饭、洗衣服、买菜。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单独待在家里。

第二个镜头：在上下班的高峰期间，本来就紧张的公共交通又增加了一倍的乘客，每天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马路上自行车人满为患，汽车像是在自行车的海洋里游泳。

第三个镜头：企事业单位超编冗员成灾，3个人的饭5个人吃，生产效率低下，企业成本高负担重。

第四个镜头：家务劳动趋向社会化，但社会服务设施远没有健全，于是托儿所、餐厅、妇幼保健等供不应求，走后门、排长队司空见惯。

第五个镜头：家务劳动并没有因为妇女的出走而消失，它越来越多地由男人们分担起来。于是男人们在工作时间还得考虑回家买煤气、接小孩、修水管，还没有下班他们的心已经不在工作上了。

第六个镜头：那些人到古稀的老人，到了坐享天年的晚年仍得不到安宁，整天在儿女家庭中忙来忙去，帮完了儿子帮女儿，照看完了外孙又要照看孙女。

第七个镜头：全国有800万牛郎织女，夫妻双方为了各自的工作不得不长期忍受两地分居的痛苦，一年只有20多天的相聚时间。每到节假日就有几百万人在为了这短暂的团聚而长途奔波，把飞机火车挤得水泄不通。

……

谁是妇女解放的得益者？

国家没有利益，整个公共服务设施凭空增加了一倍的压力；

企业没有利益，成本增加了一倍而劳动生产率却大大下降；

男人们没有利益，他们从结婚之日起就背上了家务的后顾之忧；

老人们没有利益，他们不但自己得不到良好的照顾，还要承担起照顾第三代的责任；

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他们从身心健康到家庭教育都失去了天然的保障。

那么妇女本身呢？最好听听她们自己是怎样说的吧。据1986年5月一项15个城市的问卷调查统计，76%的妇女回答说，如果丈夫的收入足以维持家计，她们宁愿回到家庭去。

这项报告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更耐人寻味：妇女走向社会之后，家务劳动总的时间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在一个单职工的家庭，一个专职的家庭妇女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5.4个小时，而在一个双职工的家庭，妇女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4.2个小时，而她们的丈夫每天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为3.6个小时，夫妻两人加起来的家务劳动时间为7.8个小时，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因非专业化而降低了44%。妇女们没有得到解脱，最后倒把男人陷进去了。

不折不扣的歧途，地地道道的陷阱，妇女解放走到这种境地简直是悲剧。难怪有人说：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解放男人。要想解放社会生产力，首要的任务是把男人们从家庭负担中拯救出来。救救男人。

（2002年）

女权主义的麦卡锡

有一阵美国人都成了惊弓之鸟，性骚扰的恐慌在迅速蔓延。

正当老布什总统提名43岁的黑人律师托马斯为大法官时，一位10年前曾在托马斯手下工作过的女职员希尔突然出现电视台上，指控托马斯在他们共同工作期间，曾在办公室用挑逗性的语言向她描述一个电影里的性描写镜头。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性骚扰。

挑逗性的淫秽语言，应不应当列入性骚扰的范围，看来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情人之间免不了挑逗性的语言，这些语言显然是对方倾心接受的，所以不能一概定论就是性骚扰。挑逗性的语言到底是淫秽的还是温情的，完全取决于女方的态度。人们不禁要问，希尔10年前没有提出抗议，说明当时她的态度是接受的，那么10年后她凭什么提出指控。

既然对于性骚扰的定义完全取决于妇女们的主观判断，那么为了防止个别人的偏见，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更多曾经有被骚扰可能的妇女来对托马斯进行评价。于是就出现这场喜剧最高潮的一幕：电视台上出现了十个曾经和托马斯共事过的妇女，她们依次向观众描述了托马斯留给她们的印象。值得欣慰的是，她们的证词几乎全部都对托马斯有利，说他品德高尚、行为端庄、为人正直。结果，托马斯的大法官任命案在国会两院得以通过。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托马斯性骚扰案之后，国会中的女议员们联名将保护职业妇女免遭性骚扰列入了立法计划。一时间，全美上下一片风声鹤唳，男人们个个草木皆兵。一个女权主义的麦卡锡时代降临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美国大公司当电脑软件分析员，他的工作时间是弹性的，并不要求天天准时上班。可是某一天他被通知务必要到公司去参加全体员工大会。会场的严肃气氛，令他想起了过去在中国每星期一次的政治学习。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防止性骚扰。

公司的人事主管宣读了一份关于性骚扰的文件，列举了二十几种有性骚扰嫌疑的现象。例如：

·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职务之便要挟胁迫女职员与之发生性关系。

·肢体接触，如表示亲昵地拍肩背和屁股。

·以淫秽的“电梯式眼光”打量女职员，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脸。

·和女职员开猥亵的玩笑，讲淫秽的笑话，或当着其他人的面以淫秽语言议论她的性感。

·在第一次邀请被拒绝之后，仍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女职员约会（包括吃饭、看戏、郊游等）。

当然，以上性骚扰行为是否成立，均取决于女方的主观意愿。如果女方乐于接受，就不算骚扰。可是如果她不愿意，哪怕你多看她一眼或无意中碰到她，都会有骚扰嫌疑。公司规定对性骚扰言行有三种层次的处理方式。

第一是双方私了，女方明确地表达她不喜欢你的言行，提出警告，下不为例。

第二是非正式公了，女方在私下警告之后仍不见效，可向公司主管反映，然后由公司主管出面向男方提出警告。

第三是女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公司主管作正式指控，提出由于男方的性骚扰妨碍了她在公司的正常工作，那么公司将要解雇骚扰她的人。

那段时间，美国很多大公司都开会宣布过这类文件。性骚扰的恐慌正在大面积地蔓延。

很难说，到底谁是女权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可见异性的吸引即使在工作场合都是十分必要的。现在，这种欣赏异性魅力的享受危在旦夕了。

男人首当其冲。在办公室里，他们不再敢和女同事们开玩笑，因为界定这些玩笑性质的主动权不在他们手里，风险巨大；他们不再敢随便约请女同事去吃饭，如果不下决心向她们求婚就会被认为是心怀叵测；他们甚至不能从容地打量女同事穿的漂亮衣裙和精心化的妆，以免有“电梯式眼光”之嫌。总之，他们要学会目不斜视、坐怀不乱，要奉行“三不政策”，严守“门罗主义”，否则万一受到性骚扰指控，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可以保护他们。

不过，人们最终将会发现，女权麦卡锡主义最大的牺牲者还不是男性，而恰恰是女性。

美国有一支百万之众的女秘书大军，被称为“粉领阶层”。在各大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女秘书上班时间不准穿裤子和球鞋，要穿裙子和皮鞋，并至少要化淡妆。显然，在老板们眼里，秘书小姐不单是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美化环境的装饰，不但可以令客户赏心悦目，而且可以令其他男同事精神焕发。

很难说这支“粉领大军”在上班时把自己收拾的花枝招展都是迫于老板的压力。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心理学家指出，女人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会增加她们的自信，使精神状态保持兴奋，有利于提高工作热情和效率。不过，女人的美，需要通过男人的欣赏和评价来折射。因为性骚扰恐惧症，这种折射机制出现了故障。

女职员很快就会发现，她们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收拾打扮自己变得徒劳无益。在办公室里，不再会有人对她们的装扮表示兴趣，没有人恭维她们、赞美她们，甚至注意（或注视）她们。据说，虚荣心是女人的第二生命。现在，她们的第二生命面临凋谢，她们的工作热情也将随之枯竭。

非但如此，职业女性发现，她们今后很难在公司做人了，男女同事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敏感。如果她们不想被男同事误解，就不能拒绝他们任何一次邀请，就必须对他们说的每一个笑话报以笑容，否则就别再奢望有人敢请她们吃饭，敢再和她们开玩笑。

在女权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如履薄冰的不单是男人，还有女人。

（2002年）

色狼并非都是公的

当今社会人们经常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中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色狼全是公的。提起性骚扰，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都是男人骚扰女人。

不久前，美国西雅图出了一个轰动全美的案子。一个女上司对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男雇员进行性骚扰长达一年以上，最后这位29岁的小伙子忍无可忍把上司告上了法庭。结果小伙子官司打赢了，获得了100万美元的精神赔偿费。

法院关于此案的判决书用词之严谨令人肃然起敬，它对办公室性骚扰的定义是：上司以职权要挟或以暴力威胁对其下属雇员进行的性侵犯行为。请注意，这里没有提及任何性别概念，只突出了“以职权要挟”“以暴力威胁”以及“性侵犯行为”。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以上特点，无论是男性骚扰女性，还是女性骚扰男性，抑或同性骚扰同性，都可以定义为性骚扰。

此案中为小伙子辩护的律师是个女性，此案令她名声大振，据说类似案件的委托书立即雪片一样飞向她的办公桌。这说明女性骚扰男性的案件也是相当普遍的，此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数年前，美国还出了一个轰动全美的案子，妻子因极度疲劳而不堪忍受丈夫过于频繁的性要求，一怒之下把丈夫的生殖器给割掉了。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外面的群众形成了男性同盟和女性同盟两大对立阵营。最后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该妻子被怀疑有神经不正常症状，勒令她到精神病院接受45天的检查和治疗。这个判决令场外的妇女同盟扬眉吐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游行，而令男人同盟十分沮丧，灰头土脸。

这个世界的所有法律，只要是涉及两性关系，几乎无不向女性倾斜。我国新的婚姻法在讨论时，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声讨“包二奶”现象，可竟然没人对“包二爷”的现象给予关注。社会舆论也是一边倒地同情女性，在街上人们看见男人打女人会拔刀相助，而看见女人打男人则置若罔闻，以致女性被男性欺负了就叫嚷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而男性被女性欺负后往往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难怪全世界都是女人苦大仇深的控诉声，可谁敢保证其中没有冤案？

社会中肯定有不少色狼是母的，她们没有被曝光是因为大多都躲在社会视线的盲点上，或者是她们的受害者多羞于启齿。

（2002年）

父系社会的合理性

有很多女人对当今社会的父系制度耿耿于怀。其实大可不必。只要研究一下人类从母系社会演变到父系社会的原因，就不难发现父系制度在当今婚姻家庭体系中的合理性了。

人类需要婚姻家庭制度，主要意义在于两点：一是抚养后代的责任义务，二是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父系制的恰恰是母亲们，是她们主动让出了母系的权威，为了把孩子的亲生父亲绑上家庭的战车。

孩子随父姓，最初肯定是母亲的主张。姓的最重要功能就是亲子认定。孩子出生后天然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因此子随母姓对血缘认定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基因鉴定技术诞生之前，孩子出生后未必会知道父亲是谁。为了让孩子的亲生父亲尽抚养后代的义务，必须在父子之间建立亲子认定的纽带关系，于是女人们发明了父系亲子冠名权。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不愧是个天才的发明，它为现代家庭婚姻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姓就变成了父子之间认定血缘关系的唯一纽带，也成为儿子继承父亲财产的有效凭证。

母系社会一般以公有制为特征，孩子是由宗族集体抚养的。可是，终于有一天，女人们过腻了，嚷嚷着要分家，于是公有制随之瓦解了。可是当女人们独立门户的时候，才发现单独抚养孩子之艰辛，无奈时便想起了整天在外游手好闲的孩子父亲，为什么不把这些壮得像牲口一样的家伙用某种方法拴住，让他永远为自己打工，共同抚养后代呢？于是她们与孩子的父亲做了一次交易，把户主的位置让出来，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忠于家庭，一辈子为自己和孩子做牛做马。她们成功了。

如果当今那些对父系制度不满的女人了解了她们祖奶奶的良苦用心，就会为自己的肤浅而深感不安了。她们生活在一个婚姻家庭受法律保护的社会，真是不知福从何来。她们哪里知道祖奶奶们的满腹苦衷，她们哪里理解祖奶奶们的大智若愚，她们当初用姓氏冠名权的链条锁住了男人的牛鼻子，把这群放荡不羁的野畜驯服成有责任感的家畜，千年如一日地驾辕推磨，养家糊口。容易吗？

（2002年）

两性之间的博弈论

博弈论是一门学问。世界上很多领域都涉及博弈。战争是最典型的博弈游戏，经济领域里的市场竞争也是一场博弈。博弈论中最经典的案例是齐田赛马的故事，宰相田忌用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下马对上马的策略，以3:2赢了齐王。其实，博弈论的案例用不着追溯到2500年前，它普遍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中间，这就是两性之间的博弈。

今天的社会男人占了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总体智商比女人高。男人取得相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博弈论的成功。在两性交往中，男人们总是能自觉地运用齐田赛马的策略，一流男人找二流女人，二流男人找三流女人，三流男人找四流女人，于是在每个家庭都占据了优势。

本来女人还有机会扳回一局，就是剩下的第一流的女人对剩下的末流男人，轻取局部优势。可不幸的是，第一流的女人和末流男人永远也走不到一起去，所以女性连扳回最后一局的机会也没有了，闹得全盘皆输。

（2002年）

老姑娘面临新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上对定义老姑娘的年龄台阶也越来越高了。今天人们所指的老姑娘，是那些年龄在35岁以上仍旧未曾有过婚姻经历或与男人同居恋爱经验的女性。

根据许多婚姻介绍所的统计，老姑娘并非都是歪瓜劣枣，相反她们的素质往往极好，很多人无论品貌还是才能都是女人中的佼佼者。现在婚姻市场的普遍现象是“甲男配乙女”，一流男人配二流女人，二流男人配三流女人，三流男人配四流女人，而剩下难以配对儿的恰恰是最好的女人和最差的男人。这些被婚姻爱情遗忘在外围的老姑娘，往往就在一流女人之列。

孤僻清高、脾气古怪是社会舆论对老姑娘的普遍评价，也是人们总结她们为什么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不过我认为这纯粹是对她们的偏见，说她们脾气古怪大多属于冤案，她们恋爱失败的原因在于她们走进了一个人类常见的误区：刻舟求剑。不是她们的观念和行为有什么问题，而是她们必须面对的男人移了位，造成了主观追求和客观现实的错位。

女人过了35岁，所面对的适龄婚嫁对象通常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子，其中素质能与他们般配者又多有离异经历。这个年龄段的男子往往都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们面对第二次婚恋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速战速决，如果他们发现无法在短时间内突破外围进入主题，就会迅速撤离，决不恋战。他们来去匆匆，心不在焉，与你约会的时间往往要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与你散步逛街手机总响个不停；与你吃顿饭要看无数次表；为你跑一趟腿中间还要顺带办好几件事。他们行为方式的特点是由其所处客观环境决定的。

·40岁的男子处在心理和现实负担最重的时期，在单位里他们往往是业务骨干甚至领导者，也就是说他们多是劳心者而不再是劳力者。他们无法把办公时间和下班时间分开，常常需要把工作的尾巴带回家。在私人场合，脑子里还转着公务，事业上的压力即使在休闲时间也挥之不去。在家庭中，他们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上有父母健在，须尽孝道，如果有子女，还须尽养育之责。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使他们常年处于紧张状态，不得不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他们既没有时间浪漫，也没有心情浪漫。

·这个年龄段的男子享受过青春恋爱的浪漫，经历过婚姻的琐碎和平庸，两性间的关系对于他们已经失去了任何神秘的色彩。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感情寄托，更多的具有物质意义而不是精神意义。他们急于为自己找个性伙伴，急于为孩子找个继母，急于为家庭找个后勤主管，急于为前方的事业找个安稳的后方。他们需要雪中送炭更甚于锦上添花。他们没有时间打持久战，在恋爱中消耗精力和岁月；他们没有情绪打游击战，与女伴兜圈子捉迷藏。他们只能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获取女方全部信息，包括最深层最隐私的信息，然后做出判断。

·人过了40岁等于走过了人生的一半，他们心理上充满了青春不再的紧迫感，他们知道40岁的男人对于女性仍具魅力，如果他们不趁着年富力强、事业鼎盛时期解决自己的后半生大事，过了50岁恐怕就要得过且过了。因此，他们对待女性失去年轻时的耐心，不愿意把恋爱的时间延长，也不耐烦双方关系的朦胧状态。朦胧诗意般的恋爱过程属于年轻小伙子的享受，但是对于他们则是一种负担，他们需要尽快知道结果，达到它的过程越短越好。鉴于40岁男人的以上特点，对付他们的最佳办法也是速战速决。捕获他们最关键的环节在于能否尽快拉近双方的距离，以便在他们失去耐心之前就使双方达到全面的相互了解。而这种方式恰恰是老姑娘们最不擅长也是最难办到的。

·由于缺乏婚恋经历，她们仍旧对爱情抱着浪漫的幻想，非常在意享受那美好的过程，然后才品尝结果。殊不知这个过程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她们的对手变成了40岁的男人，但是她们对爱情的理解仍停留在与20岁的小伙子往来的经验中。她们没有想到，那些资历不深的毛头小伙子之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与恋人厮混，原因在于他们多是劳力者，上班听主管吆喝，而下了班就可以把所有的公务留在单位的大门里。所以他们可以伴陪女友上半夜从长安街的东头走到西头，下半夜再从西头走回东头；可以带着女伴在酒吧或迪厅里泡到深夜，然后第二天睡眼蒙目龙地走进单位听上司训斥。但是作为劳心者的中年男人可没有这么轻松，他们没时间去漫步长安街，即使不得已开车驶过长安街时，他们的脑袋里也许还在想着明天如何给手下20岁的小伙子派活儿。

·过了30岁的年龄，老姑娘们在单位里一般都有了一定的阅历和地位，与人相处往往带着几分矜持。这在商场上也许是个优势，显示出她们的成熟练达，可在情场上却变成了弱势，始终给人以无形的距离感，让缺乏耐心的中年男人难以近距离地融进她们的生活。相比之下，20岁的小姑娘比老姑娘更具竞争优势，她们敢哭敢笑、敢爱敢恨，要撒娇就发嗲，想撒泼就耍赖，她们会极其自然地迅速缩短自己与男人的距离，轻而易举地在和老姑娘的竞争中捷足先登。

·由于缺乏与男人同居过日子的经验，她们既不了解男人的需求，也不善于迎合他们的需求。而离过婚的女人则比她们强得多，她们知道如何选择捷径切入男人的生活，擅长用很自然的手段缩短自己与男人之间的距离，以致对方从心理上到生理上、从生活上到精神上成为俘虏。在情场上，老姑娘完全不是小媳妇的对手，当她们还在享受“中场盘带”的乐趣时，对方早已突破“禁区”，“射门”得分了。

·老姑娘比较注重自己的道德形象，往往容易把男人理想化。她们常常坚持在得到男人承诺之前绝不献身，这往往给男人比较大的心理压力，这颇有点类似商场上常见的两难选择：不承诺付款就不准验货，可是未曾验货谁会承诺付款？男人面对这种要求往往会知难而退，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承诺往往会演化为“不成情人就成敌人”的悲剧。相对而言，他们宁愿选择离婚女人那政策宽松的床。面对离婚女人他们不会有心理压力，反正都是过来人，试一下也无妨，成了是夫妻，不成是朋友，谁也不欠谁。

男人追女人等于在抢跑道，谁先占了跑道谁就赢了一半，因为你已经占据了女朋友大部分空闲时间，后来的竞争者很难再插进来。后者打电话约会，被拒绝三次以上就得知趣而退，以免成为第三者之嫌。同样的道理，女人追男人同样也需争跑道，谁占领了周末及空闲时间的制高点，谁就胜券在握。而由于老姑娘的心理错位，她们在抢跑道方面远不及小姑娘和小媳妇，所以成功率很低。

其实男人并非对她们有什么成见，他们就像没有耐心的人眼馋椰子，树太高了够不着，够着了又咬不进，最后只好愤愤地扔下椰子，道：还不如田里的地瓜好吃。

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吃不到的椰子是苦的。

（2002年）

谈恋爱也需要学习

孩子早恋，是所有中国家长最头疼的问题。我有好几个朋友，就为这事愁得寝食不安，可我总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就是十几岁谈恋爱嘛，又不是杀人放火、赌博吸毒。既然恋爱迟早要谈，我看晚谈不如早谈。

十几岁的孩子，首要的任务自然是学习知识。数理化是知识，难道如何谈恋爱就不是知识？各位家长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学校学过的数学公式和化学公式，到现在脑子里还能记住多少？其中有哪门学问曾经决定过你们一生的命运？可是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择偶婚姻构成了每个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这辈子的幸福有一半以上系于此举。一个人生中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需要花时间学习吗？

人生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数理化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莫过于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了解人性。恋爱正是了解这一切的必要途径，也是最佳途径。一个人可以从恋爱中学会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从写情书的文采，到感情表达的技巧；从揣摩异性的心理学，到与长辈周旋的社会学；从如何面对竞争，到如何达成妥协；从如何渡过挫折，到如何控制情绪；从如何表示接受，到如何表达拒绝……学会这一切，对人的一生受益无穷。难道这些知识，不比老师留的家庭作业重要得多吗？请问，是埋头计算那些凭空杜撰的练习题对人生道路的影响大呢，还是择偶结婚对人生命运的影响更大？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数学公式不懂，可以借助计算机；化学公式不懂，可以查阅参考书。可是在选择配偶的婚姻大事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去选择和判断。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为走错了这一步遗憾终生，还有多少人半辈子都折腾在这道坎上而一事无成。

美国同龄孩子的数学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孩子，但是他们与人交往的技能却远远强于后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长们对孩子恋爱的健康态度。孩子10岁左右，家长会鼓励他们与异性孩子交往，甚至言传身教。老师会在课堂上教孩子如何给自己的心上人写贺年卡或写情书；练习如何与异性孩子眉目传情；如何有风度地对待情敌。

早恋会影响学习？中国的家长们只看到了恋情诱人沉沦的一面，可是怎么就没有看到恋情催人奋进的一面。世间万物生灵，都会本能地把自己最辉煌的亮点贡献给求偶时刻，爱情的吸引和竞争，是所有物种进化的原始动力，人类何尝不是如此。恋爱是吸引和竞争的游戏，只有让自己更加出色，才能够击败对手，赢得恋人心。荷尔蒙释放的能量比任何物质刺激都强大，问题是如何进行正面引导。火能毁灭人类，亦可造福人类，玩火者未必都会自焚，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放弃后者。

既然有必要学习恋爱，那么晚恋不如早恋。恋爱难免经历波折，所以这些波折来得越早越好，年纪越小，越经得起挫折。年龄是承受失败的最大本钱，等到年龄大了再经历挫折，本钱少了，就失败不起了。早恋固然有风险，可是晚恋难道就没有风险了吗？如果担心早恋影响学习，那么就不担心晚恋影响事业？影响了学习，还可以补救，可是如果影响了事业，说不定连补救的机会也没有了。

我本人是晚婚晚恋的楷模，结果是婚恋历尽波折，屡屡失败。因为缺乏对比和经验，到了3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女人。如果我能够早10年学会谈恋爱的本事，何至于过了40岁还无家可归。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2002年）

四个象限里的男人

婚姻市场上“甲男配乙女”定理表明，女人中间最难嫁出去的是第一流的女人，其中包括有钱的女人。

一次，一个商界女强人请我吃饭，想让我帮着参谋一下婚姻大事，她大约刚过35岁，风姿绰约，气质高雅，有一次离异经历，无子女，有车房，身价上千万。按照她的条件应该对男人很有吸引力，可偏偏感情生活不甚如意，她看中的人追不上，追她的人她又看不上，屡受挫折，颇为沮丧。吃人的嘴软，看来我得当一回心理咨询顾问了。

首先我希望她确立一个择偶的原则：选择男人不要用社会上公认的尺子，而是要用自己的条件作为尺子，选择最好的，不如选择合适的。为了说明什么样的男人适合她，我从桌子上拿起一双筷子，在桌子上摆了一个十字，说：这里有四个象限，智力高低从上到下表示，上者为高；财力大小从左到右表示，右者为大。而你本人的财力和智力就是这四个象限的圆心。以你的圆心作为尺子，男人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男人在右上角的象限里，他们比你有钱，也比你有才，财力和智力都在你之上。

·第二类男人在左上角的象限里，他们没你有钱，但比你有才，财力不如你，但智商和学识在你之上。

·第三类男人在右下角的象限里，他们比你有钱，但没你有才，财力超过你，但文化层次在你之下。

·第四类男人在左下角的象限里，他们既没有钱财，也没有文化。两者都在你之下。

于是我问：以你自己为尺度，你认为哪个象限里的男人适合你？

她眼睛盯着第一象限，手指游移不定，但最后落在了第二象限里。

我满意地点着头，夸奖道：明智的选择，不愧是聪明女人。

第一个象限里的男人是国宝，人中之龙。他们每个人身后都追着一群女人，这类男人你追不上，追上了也抓不住。他们不缺钱，因此看不上你的钱，他们也未必看得上你的才能，他们更重视女人的青春和美貌，因此他们会选择比你更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第三象限里的男人多是草莽英雄，商场上的暴发户。这类款爷也不缺钱，所以也未必看得上你。反过来，因为他们的文化层次比较低，兴趣爱好粗俗，甚至有不良恶习，你也未必能看上他们。

第四象限的男人都在社会中下层，也许你根本就不会考虑他们。

只有第二象限的男人适合你，原因在于你们相互之间优势互补。你可以用自己的钱帮助他事业成功，免除其后顾之忧；他也可以用他的才干为你出谋划策，帮助你更加成功。商场上做生意讲究互利，婚姻关系也讲究互补，只有双赢的局面才能让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固。

看着她一个劲儿地点头，我忽然把话锋一转：不过你也不要太乐观，这类男人也不好相处。他们的自尊心是你们之间的最大障碍。因此，你们结合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优势互补的共同事业，并通过双方的努力走向成功。而且最重要的，还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贡献。这几乎是一座独木桥，但要想到达第二象限，唯一的途径是从这条独木桥上走过去。

天下唯男人难养。尽管难，你还得养。

（2002年）

男女相左的爱情观

男女通过相爱走向婚姻。但是男人爱女人和女人爱男人有完全不同的模式。不了解男人和女人爱情观的区别，就无法深刻地理解婚姻的真谛。

男人是否会爱一个女人，通常取决于他认为她是否值得爱。也就是说，他对女人好，是因为她本身好。至于他所爱的女人对他有多好，并不重要。

女人是否会爱一个男人，往往取决于她觉得男人是否对她足够好。也就是说，她对男人好，是为了回报男人的爱。这样一来，那个男人本身是否值得爱反而不重要了。

懂得以上男女相爱的区别十分重要。很多家庭的夫妻俩就是不明白这一点而走进了误区。双方都试图努力挽救婚姻，但是劲儿都使错了地方。

很多女人在结婚之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她所爱的男人。她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甚至忽略了保持自身仪表的努力，一心把精力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甘心充当丈夫事业成功的铺路石。她们以为自己的牺牲一定会换来丈夫爱的回报，可是到头来她们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事业有成的丈夫居然会嫌弃自己的庸俗和愚昧，居然会羞于带自己出入社交场所。更有甚者，他们居然会忘恩负义，抛弃人老珠黄的自己，投入更年轻漂亮的女人的怀抱。

这种女人的悲剧就在于她们没有真正理解男人式的爱情观。丈夫当初爱的是她们本身，可是她们在婚后却舍本求息，忽略了自身仪表的保养和素质的提高，把自己赢得丈夫爱情的本钱给丢了。无论她们对丈夫多好，只要她们本身不再可爱，男人就会移情别恋。这就是男人的逻辑。如果她们当初能够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完全丧失自我，而宁愿把贡献给丈夫的时间精力节约出来一部分用于提高和维护自己，以保持自己的可爱之处，从而保住丈夫对自己的感情。

同样，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后就一心扑向了企业，把家庭和妻子的命运都系在自己的事业上。他们在外面发财赚钱，出人头地，以为有了钱和地位，就可以保持家庭的稳固。他们以为，自古美女爱英雄，只要自己成为英雄，还愁维系不住妻子的爱慕之情吗？可是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耐不住寂寞的妻子竟然和自己的司机偷起情来。更有甚者，这婆娘居然放着阔太太不好好当，竟和自己的小白脸助手私奔他乡，临走时还顺手捞一把，把自己的企业也整垮了。

这种男人的悲剧，同样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女人式的爱情观。他们当初能够把妻子追到手是因为用自己的真情感动了她们，可是婚后他们却忽略了给爱情之花继续浇水，给上了钩的鱼继续喂食，使妻子心中的爱情之火最终熄灭。无论他们使自己变得多么辉煌显赫，只要妻子以为他们不再爱自己，就会见异思迁，这就是女人的逻辑。如果他们当初能够明白这一点，就不会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只要稍微花多一点时间陪太太度假、购物，哪怕只是聊聊天，即使他们的事业平庸寻常，妻子也会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哪至于闹到红杏出墙的地步？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场上如此，情场上何尝不是呢？

（2002年）

可持续婚姻的定律

男人这辈子恐怕得结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冲动，第二次才是过日子。

女人这辈子恐怕也得结两次婚。第一次是为了爱男人，第二次才是爱生活。

可持续婚姻定律之一：落实到过日子的婚姻才是真实的。

男人的第一次婚姻，应该是老妻配少夫。找比自己成熟的女人，以便完成人生中必需的成人教育；女人的第一次婚姻，应该是少夫配老妻。找比自己年轻的男人，以完成培育母性必需的实践课程。

倘若男人再婚，最佳搭配则应该是老夫少妻。找年龄比自己小得多的女人，以便施展成熟男人的魅力；倘若女人再婚，最佳搭配则应该是少妻老夫，找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以便享受被人宠爱的感觉。

以上婚姻搭配，可使男女双方各得其所。男女年龄段的最佳分配建议如下：

女人以30岁为界，前一半嫁小男人，生育孩子，后一半嫁老男人，教育孩子。承前继后，一生有家，不但可有效利用有限的育龄时间，同时能满足女人的安全感。

男人在25岁以前，娶大媳妇，45岁以后，娶小媳妇。中间最年富力强的20年贡献给事业，同时享受单身自由，一生有张有弛，跌宕起伏，既能满足男人的事业心，也能满足男人的花心。

可持续婚姻定律之二：能让男女双方充分享受人生各种感觉的婚姻才是完美的。

男人总希望自己是女人的第一个。因此男人要早恋早婚，否则如何使自己成为心爱女人的第一个？

女人希望自己是男人的最后一个。因此女人后半生要找老男人，否则如何给自己心爱的男人送终？

可持续婚姻定律之三：完整的婚姻需由男人开创，由女人收尾。（2002年）

男人的出路是诈降

男人和女人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两者的区别不但体现在相爱模式上，同时也体现在斗争模式上。即使是天天在一起生活的夫妻俩，吵起架来也是鸡对鸭讲，无相通之处。

男人吵架通常是为了说服对方，目的是辨明是非，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女人吵架往往是为了发泄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至于如何解决问题，那不是她们头脑发昏时有能力顾及的事情。即使汉语和俄语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通过翻译照样可以相互理解。可是若男人和女人坚持按照他们各自的逻辑语言吵架，即使通过翻译都无法沟通，这完全是两种不同体系的思维模式。

有的男人自以为聪明，当他们了解了女人吵架是为了发泄情绪之后，就采取沉默战术。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开锋芒、息事宁人。可是他们错了，当女人发现她面对的人一点反应也没有时，反而会更加气愤，会变本加厉地刺激男人，直到对方忍无可忍为止。当然，她们的脸颊或眼眶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此不能结束文斗。至于下面一场戏是升级为武斗，还是转为和谈，就看男人的运气了。

鉴于气头上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动物，男人在和女人吵架时的唯一出路是举旗诈降。只有低头认错才能彻底平息女人的怒气。等她们气消了再说理，一步步收复失地。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探讨过的那样，男人采取这个战略的最大敌人，是自尊心。

（2002年）

婚姻的底线是豁达

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在双方相爱的前提下，你认为维持婚姻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在问题的下面，提问者准备了许多备选答案，我记得有信任、忠诚、诚实，等等。我看完了所有的备选答案，觉得都不能完全切中我意，于是在最后“其他”一栏里填上了两个词：豁达宽容。

在婚姻中，信任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生活中难免有个阴差阳错的时候，万一两人发生了误会而又无法澄清，你的婚姻还能继续维持吗？凭什么？

忠诚重要吗？确实重要。但是“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万一哪天谁一时把持不住犯了回错误，你的婚姻还能继续维持吗？凭什么？

诚实重要吗？固然重要。但是万一哪天你落到诚实和婚姻不能两全的地步，为了维持婚姻你不得不善意地制造谎言，这时你是要维护诚实还是维护婚姻？

什么事情都不能光想好的一面，不妨做最坏的打算。当信任出现裂痕、忠诚失去清白、诚实露出破绽的时候，你还能靠什么维持你的婚姻？这时我们能够冀望的只剩下一种品质：豁达宽容。

一对夫妻若想做到一辈子相互信任、相互忠诚、相互诚实，实在是难上又难。我等凡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婚姻大厦建筑在这样高精尖的基础之上？但是，一对夫妻要想做到豁达和宽容却容易得多，你只要能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可：人无完人。既然你所爱的人不是完人，那么就得允许他犯错误。

豁达一点，一切都会过去，天塌不了。家庭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02年）

人生总要荒唐一回

不久前参加了一次同学的聚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中间竟有一半以上离了婚，而离婚多发生在40岁左右。于是大家戏称这种现象为老房子着火，并就“40岁的危机”为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想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一代人真是生不逢时：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他们的青春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渡过的，那时候人们的两性观念还相当保守。父母及朋友媒妁十分普遍，婚前的性关系更属大逆不道，况且在婚姻问题上还需要考虑很多额外因素，例如家庭出身、户口属地、工作单位，等等。因此，他们的恋爱阶段基本上缺乏浪漫情调。这对于他们一生都是遗憾。遗憾埋藏在心底，只要有条件就会死灰复燃。

清朝名将胡林翼19岁新婚，深得老丈人两江总督陶澍宠爱。一日有下属报告陶澍，胡林翼在南京扔下夫人独守空房，四处寻花问柳，行为不端。陶澍听罢大笑道，男人一生总要荒唐一回，现在让他早点荒唐过了，40岁的时候我就放心了，若他到了40岁的时候再想起荒唐，我的女儿就遭殃了。

人生总要荒唐一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生总要浪漫一回。这一代人的悲剧不但生不逢时，而且总是行不逢时。20岁该荒唐的时候，受到社会的压抑不懂得荒唐；30岁懂得荒唐了，可事业吃紧，孩子年幼，没有条件荒唐；等到40岁，孩子大了，事业稳了，倒是有条件荒唐了，可是不应该荒唐了。今天，看着满街少男少女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热烈接吻，他们心里酸溜溜的，他们何尝不想如此，可是还来得及吗？

40岁是个敏感的年龄，如果不抓住这青春的尾巴成全自己，恐怕到了50岁就连圆梦的机会都没有了。30岁的时候他们没有下决心，是因为觉得来日方长，可是到了40岁，就来日无多了。正如一个笑话里说的，20岁的男人有贼心没贼胆，30岁的男人有贼胆没贼心，过了40岁的男人，贼心贼胆倒是都有了，可是贼快没了。此时还不破釜沉舟，冲出牢笼，更待何时？

很多人都在为我们的下一代担心，看着他们两小无猜，早恋成风，不知将来社会落到他们手里是怎样一个花花世界。不过我看这种担心纯属多余，下一代人到了40岁时，家庭一定比我们稳定。道理很简单，他们今天荒唐够了。

（2002年）

结婚证应该有期限

这年头干什么都需要资质，办企业需要资质，开车需要资质，诊所、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都所需要资质，结婚成家自然也得有资质，结婚证就是合法家庭的资质。

大多数资质都不是永久的，一般都有期限，需要定期年检续期。例如企业执照到期需要年检，驾驶执照到期也要年检，年检通过了才能续期。甚至连居民证和护照都有期限，过期需要重新申请延期。给资质设定期限的理由不难理解，因为持照主体的情况会发生变化，定期年检可以重新评估，申请延期时可以更新信息。

可是我奇怪的是，结婚证为什么没有期限？其实婚姻恰恰是最需定期年检的。婚姻的基础是感情，而感情的变化是最快的。我们看过太多的家庭，两口子第一年还如胶似漆，第二年已如同陌路，到了第三年就如同水火了。如此之戏剧性的变化，难道不应该定期审视一下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婚姻制度，是个典型的垄断制度。男女双方一旦领了结婚证，就被法律永久地捆在了一起，无论哪一方想挣脱枷锁，都会导致悲剧。如果给结婚证设定年检期限，则可以免除很多人生悲剧。结婚证到期时，男女双方可以认真地检讨一下自己的感情，如果觉得可以继续过下去，就到民政局备案自动延期。如果觉得过不下去了，就自动解散，也省得吵吵嚷嚷地干扰四邻。人们常说投资有风险，其实婚姻的风险比投资还大，谈几年恋爱就把一生的命运交给对方，这风险跟赌博没什么两样。

对于那些感情好的夫妻，结婚证的期限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可是对于那些感情发生变化的夫妻，这个期限可以给他们一个方便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结束一段婚姻总会产生财产分配和子女抚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现存制度照样存在，该怎么处理照常处理就是了。也就是说，给结婚证设定期限，没有给社会增加任何麻烦，而只会给社会减少麻烦。制度都是为风险和意外准备的，在正常情况下，你不会感觉到制度存在的必要，一旦发生问题时，人们才会体会到它的好处。

人们常说七年之痒，可见7年是婚变的一个频发期。我看婚姻证的期限就定7年好了，每7年续一次。连续5次续期，就是金婚。

（2010年）